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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紐約下午4點，倫敦晚上9點，開羅夜裏11點，西貢早晨5點，東京早晨6點，所羅門群島早晨8點——《紐約時報》在全世界的記者狀態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躍，或沉睡。在紐約的新聞編輯部裏，秘書不為遠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學所觸動，考慮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編輯，慣於久坐的文牘生活，平靜地寫著標題：《集會推遲象征中國羅馬尼亞間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擊潰露營的民權支持者》。編輯們準備走過新聞編輯部去丹尼爾的大辦公室，克利夫頓·丹尼爾正在等著他們，坐在他的辦公桌旁閱讀一些便條，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時候從貝福德坐火車閱讀《紐約時報》時寫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麽令人愉快。

這天早晨的版面已經達到了大多數日子的標準，但上面有許多東西使他感到驚恐——缺乏清晰，有點猜測，報道淩亂。等到他的編輯們在他的辦公室集合起來，他打算告訴他們這一點。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倫敦的記者關於英國盛行非法廣播電台的報道，說一項下議院的法案會使這些電台沉默下來。這篇報道的表達如此之糟，以致丹尼爾為了弄懂這篇報道不得不讀上兩三遍。此外，在第48版，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一篇政治報道上的標題有一個最不幸的錯誤：《裏根在加利福尼亞比賽中排除了戈爾茨坦的幫助》。戈爾茨坦？誰是戈爾茨坦？丹尼爾讀了這篇報道，發現戈爾茨坦實際上是戈德華特，巴裏·戈德華特[注：巴裏·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曾於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還是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盡管這也許是一個印刷的錯誤，但丹尼爾震驚的是校對根本沒有注意它。

但這天早晨最使丹尼爾生氣的是第11版上那篇關於查爾斯·戴高樂訪問西伯利亞的報道。前八段實際上是寫得比較好的一部分。丹尼爾之所以特別關注它，是因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爾到西伯利亞旅行過，這是他作為記者的最後一次飛行，對他來說是一次難忘的任務。丹尼爾當時是西方非共產黨報紙在蘇聯的唯一常駐記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經描述了他當時經歷的令人激動的時代。一個40歲剛出頭的文雅的單身漢在蘇聯轉悠，參觀博物館，觀看芭蕾舞，報道蘇維埃的時裝表演，目睹著東西方關系的突然改善，因為斯大林去世了，赫魯曉夫著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爾到達西伯利亞時，戴著他的新毛皮帽，想象自己是一個時髦的邊疆人，私下裏預見自己會對西伯利亞的單調乏味感到厭煩，但他對自己在那裏看到的以及對它的反應感到驚喜。他幾乎被這個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熱情友好的工人和農民過著一種艱難但正常的生活，試圖實現一種更好的生活。這種場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發起丹尼爾的回憶，他想起了他父親經常以溫和幽默的口氣講述世紀之交北卡羅來納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爾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樹木去建設澤比倫鎮，粗糙的邊遠蠻荒林區的生活所充滿的原始挑戰和不牢靠的夢想。克利夫頓·丹尼爾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亞看到的情況同他聽父親描繪的澤比倫的情況進行了比較。現在，1966年，丹尼爾閱讀著戴高樂的訪問，閱讀著成千上萬的西伯利亞人如何沿著遊行道路歡呼法國領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話上，這句話推測這次訪問“給他們那裏帶來了好奇和快樂——一種單調乏味生活的中斷”。單調乏味的生活？丹尼爾生氣了。《紐約時報》的這位記者如何能斷定西伯利亞人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這位記者僅僅是和其他采訪戴高樂的新聞人士一起飛到西伯利亞，丹尼爾思忖，對西伯利亞人的生活做出這樣的判斷絕對沒有什麽證據。丹尼爾讀著，越來越無法忍耐……

在編輯們開始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丹尼爾擡頭看了看。所有人都身著深色的夏季套裝，只有體育助理編輯只穿襯衣，戴著醜陋的紫色領結。跟在他後面進來了女性新聞編輯夏洛特·柯蒂斯，穿著合身的、苗條普奇風格[注：普奇風格（Pucci-style），指意大利服裝設計師埃米利奧·普奇（Emilio Pucci，1914—1992）創立的同名時裝品牌的風格，擅長將色彩鮮艷、具有波普藝術風格的印花圖案，與柔軟輕飄的絲質面料等設計元素相結合。]的火紅色服裝，丹尼爾似乎是喜歡的。她的頭發是草莓色的，她細長的臉一直冷冰冰的，直到丹尼爾對她笑笑，她也很快報之以微笑。她在丹尼爾的左邊坐下來，把她的右腿搭在左腿上，桌子下面，一只高跟鞋挑在她的細腳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