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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編輯部的編輯們，已經從他們的記者那裏得知今天的世界處在它通常的貪婪與無序、混亂與冷漠的狀態，現在正準備參加新聞會議，向丹尼爾傳達這一信息。他們知道，丹尼爾會非常平靜地接受所有這一切。在一個小時內，新聞會議結束，大多數人會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紐約時報》的一切都又會是整潔和整齊的。

他們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紐約時報》：它是每天的奇跡，是一個程式化工廠。每一天，除非勞工罷工或頭上氫彈爆炸，它都會出現在全國的11464個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進入白宮，39份進入莫斯科，有幾份被偷運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運給台灣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這份報紙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萬萬在世界各個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樣，他需要《紐約時報》作為一個必要的證據來證明世界的存在，作為測量一切紛紛雜雜的晴雨表，作為世界理智與否的評估者。如果世界曾經存在，而且繼續存在著，它每天都會被《紐約時報》及時地記錄下來——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紐約的一個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與百老匯大道交會處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築當中被記錄下來。

在這一時刻，大約有4000名雇員工作在這座14層大樓裏。他們有接待人員和電話接線員、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圖員、自助餐廳廚師、護士、社論作者。他們大多數自早晨9點或10點就到了這座大樓裏，是在大卡車停靠在路邊之前來到的。大卡車在路邊卸下幾十大卷紙，這些紙卷砰然一聲掉進《紐約時報》的地下室裏，再掉進機器裏，機器的紙張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萬棵樹。

《紐約時報》的全部在冊雇員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層的新聞部門。他們是編輯、記者、文字編輯、評論員、新聞助手，他們自認為是《紐約時報》的總體，是它的體現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們沒有完全無視大樓裏其他那些諸如生產、推銷和廣告之類的部門，他們也是以帶著某種恩賜的態度來承認它們。廣告部畢竟是現金交易，永遠具有最肮臟的商品——金錢。它雇用幾百個人銷售那些在新聞部不能買到的東西。它是奧克斯聖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奧克斯基本上就是一個商人。後來他不單是商人了，但如果沒有他那不可思議的經營意識，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敗的《紐約時報》，並使它恢復活力，這是靠削價這樣不高明的策略計謀實現的成就。1898年奧克斯把《紐約時報》的價格從每份三美分——這是最體面的日報當時所要的價格——削減到一美分，這是專門獵奇的小報的標準價格。奧克斯的合夥人認為他在犯一個重大的錯誤，使《紐約時報》的形象掉了價，卻沒有解決它的資金問題。奧克斯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紐約時報》在風格上不會掉價，只是在價格上降低，並且說在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大量斤斤計較的紐約人可以從閱讀廉價報紙轉向閱讀《紐約時報》。

一年後證明他的設想是正確的，《紐約時報》的發行量增長了三倍，廣告收入滾滾而來。到1915年，奧克斯的報紙富裕和強大到了足以選擇和拒絕廣告商的程度，在報紙需要更多的版面用於刊登最近出現的新聞時就刪除一些廣告。這些特權相當自然地滋生了新聞部的自豪和自大。這些特權是奧克斯一生中的亮點，使得他滿足於一種雙重動機——他能夠在一個屋頂下既管理興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種神權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摻和起來：它們必須各自在不同的樓層發揮作用；錢商必須待在他的聖殿之外。他在經濟上是堅實的，在社會地位上同時又是高尚的。在他的報紙上決不允許搞一些像連環漫畫這樣的發行花招（但連環漫畫在他的第一張報紙《查塔努加時報》（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許的，而且現在還允許）。在他死後，歷史不會讓他的猶太同胞、那些大商人來取代阿道夫·奧克斯，這些商人成了銀行家，但奧克斯卻會進入偉大公仆的更莊重的行列裏。

奧克斯決沒有忽略他的商業部門。1966年夏天，負責為《紐約時報》賺錢的人是一個懂經營、沒廢話的典型，叫作門羅·格林。格林60歲，坐在第二層他的大辦公室繁忙的桌子後面，指揮著有350人的部門，這個部門每年通過賣廣告帶來一億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張整版廣告大約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來自廣告的收益是該報的發行銷售和其他經營事業收入總和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