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與謝語（第2/3頁）

隨著時間愈接近現在，20世紀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於兩項資料來源：一是報刊，一是統計調查報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報或定期刊物，後者包括由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搜集舉辦的各項經濟及多方調查統計。倫敦的《衛報》（Guardia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以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自然是我要感謝的三家大報。至於聯合國及其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出版的各種刊物，也為我提供了無數寶貴資料，謹在書目中一一敬列。而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雖然在實際活動中它全然失敗，但是國際聯盟在經濟事務調查分析上所做的無價貢獻，尤以其首創的堪稱最高峰的《工業化與世界貿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卻值得我深致感謝。上述一切都是著手進行任何有關20世紀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討論時，不可或缺的參考來源。

本書所敘各項內容，除了明顯屬於作者個人的判斷觀點之處，其余便只有懇請讀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為原則了。作者認為，實在沒有必要在這樣一本書中引經據典賣弄學問。下筆之際，我盡量將參照引用的地方，局限於實際原文以及各項統計量化數據的原始出處——有時候來源不同，數字亦有差異——偶爾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證某些可能會令讀者覺得不比尋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陳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爭議性的看法，也需要一點其他的意見參考。這一類的參考出處，在文中都用括號注明；其篇章全名，則在書末列出。但是這份書目不過是一張書單，僅用以詳列本書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來源，其目的並不在提供一份進一步系統化研讀的指南。有關進一步閱讀的指南，本書後面另外有一份推薦書單。總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參考來源和書中頁下附列的注腳，其用意並不相同，後者純粹是為正文提供解說定義而作。

不過，在此作者依然應該點出某幾部特別值得致意或仰賴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誤會本人不知感謝。總的來說，我欠兩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於搜集量化數據、孜孜不倦的經濟史家貝羅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擔任“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的貝倫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20世紀”的概念，原始構想即來自這兩位友人。至於“二戰”後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來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1945 ），為我提供了最翔實可靠，有時卻辛辣鋒利——此情自可體會——的指南向導。有關二戰的題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傑作《戰爭、經濟、社會：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 ），令我獲益尤多。而1945年的經濟事務，作者發現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榮與變亂：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蘭、哈裏遜（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Since1945 ）所提供的內容最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戰》（Cold War ）一書，其分量實際上遠比一般書評的評價高得多，值得我們看重。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左派的消長，本人要特別感謝倫敦大學瑪麗皇後暨威斯特費德學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薩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將其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與我先行閱讀。蘇聯方面的歷史，我要特別感謝列文（Moshe Lewin）、諾夫（Alec Nove）、戴維斯（R.W.Davies）、菲茨帕特裏克（Sheila Fitzpatrick）幾位的研究成果；中國方面，要感謝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蘭世界，要感謝拉比達斯（Ira Lapidus）、凱迪（Nikki Keddie）。書中有關藝術的論點，則得益於威列特（John Willett）論魏瑪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談話），並要感謝哈斯克爾（Francis Haskell）。至於本書第六章得助於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 ），自是明顯不過。

我還要特別向以下實際參與本書制作過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謝忱。首先，是我的兩位研究助理：倫敦的貝德福德（Joanna Bedford）以及紐約的格蘭德（Lise Grande）兩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別強調對格蘭德小姐深致謝意。若無她的傑出表現與無盡付出，本人在學識認知上出現的巨大疏漏，勢將永遠無法填補；許多半記半忘的事跡及出處，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證。我也要特地感謝為我打字謄稿的西爾斯（Ruth Syers）以及馬倫尼·霍布斯鮑姆（Marlene Hobsbawm）。後者系以一名對現代世界持極大興趣，卻非學術身份的讀者的觀點，預讀書中篇章。本書的寫作，就是以馬倫尼這樣的讀者為對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