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與謝語

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歷史，都與他或她處理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別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過去的時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須）由外向內觀察，經由該時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或依後代的史家撰述為憑。作為本書作者，本人一生的經歷，恰與本書討論的大部分時期重疊。其中多數時候，從青少年歲月開始，一直迄今，我對公共事務均極敏感。也就是說，我以一個當代人的身份，而非以學者角色，聚積了個人對世事的觀感與見解。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這一輩子作為學史之人的學術生涯中的多數時間，我始終避免將親身所處的從1914年以來的時期當作研究題目。不過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對這個時代發表見解。“本人的研究專期”——借用史學界的術語來說——乃是19世紀。但在此刻，我卻覺得已經可以從某種歷史角度，對1914年以來到蘇聯解體的“短20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進行一番觀察。有關這段時期的學術文獻及档案史料，已經在人數龐大的20世紀歷史學者努力之下堆積如山。但是我對這個時期的認識，除了極少處偶爾引用之外，卻不是根據這些紙上來源。

關於20世紀的史料如此浩瀚，絕非一己之力可窺其全貌，甚至僅限一種語言也不可能。我們對這段史實熟悉的程度，絕對不可能如同——比如說——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史學家們，對那漫長年月裏寫下的片紙只字，以及一切有關那漫長年月的著作論述所認識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為借口，本人對這個時代的認識，若以當代史學界的博學功力判斷，可能會顯得不夠全面深刻。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別尖銳、最有爭議的題目之中深入挖掘——比如冷戰史實或30年代歷史——達到滿足我自己的要求為止；也就是說本書所陳列的觀點，都能在專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腳。當然，我的企圖不可能完全成功。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一定暴露了我的無知，以及某些具有爭議的論點。

因此，本書的立足基點，看起來自然有幾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資料來源，除了多年來廣泛蕪雜的多方閱讀之外，並有本人在“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執教時，在研究生課堂上講授20世紀史所必須涉獵的各種著作。除此，我也以一個親身經歷“短20世紀”者的身份，累積了許多個人對當代的知識、回憶及意見，亦即扮演社會人種學家所謂的“參與性觀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歸之於一名周遊過許多國家並且隨時張大眼睛四下觀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稱之為“好管閑事之人”吧。這一類經驗的歷史價值，其可貴並不在我身歷其境、親臨重大的歷史現場；也不在於我知曉，甚或親眼見過創造歷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實上，根據本人偶爾在這一國或那一國（主要以拉丁美洲為主）扮演新聞工作者四下打聽的經驗發現，與總統或決策人士進行交談，往往沒什麽收獲。原因很簡單，這些人物大多是為了公開記錄發言。真正能帶來啟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願意自在談話，並最好對國家大事沒有負擔責任之人。不過，能夠親自認識人、地、物，雖然難免有主觀誤導之嫌，卻也使人獲益匪淺。也許單單是30年的光陰過去，親眼看見同一個城市今昔之比——不論是西班牙的瓦倫西亞（Valencia）或西西裏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驚覺20世紀第三個25年之中，社會變遷之迅速與巨大。又或許是幾句多年前的對話，也不知道什麽原因，卻深藏在記憶之中，以備將來不時之需。如果作為一名史家，能夠將這個世紀整理出一點意義，多半歸因於本人時時觀察聆聽的結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點心得，可以經由本書傳送給讀者一點信息。

本書寫作的來源，當然也少不了我的諸位同事、學生，以及其他在本書寫作之際，被我強行打擾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關科學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倫·夢凱（Alan Mackay FRS）及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倫不但是一位結晶學的權威，而且更如百科全書般博聞強識。經濟發展方面的部分文字，由我在“新學院”的同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蘭斯·泰勒（Lance Taylor）親自校讀。更多的地方，則有賴大量閱讀論文、聆聽討論，並在“聯合國大學世界開發經濟研究協會”（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舉辦的多項總體經濟問題研討會上，仔細側耳傾聽獲得的心得。這個位於赫爾辛基（Helsinki）的研究機構，在賈亞瓦德納博士（Dr.Lal Jayawardena）的領導之下，已成為國際一大主要學術重鎮。整體而言，本人以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訪問學者的身份，在這家令人仰慕的學術機構停留的那幾年夏天中，所獲裨益實在匪淺。這個協會以其接近蘇聯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對蘇聯最後幾年事務的學術關心，讓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機。對於我所請教的人士的建議，在此並未一一采納；如在我筆下呈現謬誤，也是作者本人之過。從同人之間的研討會上，我也受惠良多，學術中人在這類場合會面，主要是為了彼此挖掘知識。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請教過的同人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謝。我甚至從有幸執教的新學院各國弟子之中，也隨帶獲得了許多真實資料，在此也無法分別列出。不過其中我要特別感謝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爾卡（Alex Julca）呈交的學期報告，它們大大擴展了我對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與社會流動的視野。我也要感謝學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論美洲人民革命聯盟黨（APRA）及1932年秘魯真理城（Trujillo）叛亂》的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