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的幸與不幸（第2/2頁）

前後對照，他對政治的態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論事，後者論人，論事的理性與對人的溫情，正相輝映。

然而，蔭麟對人，並不總抱有溫情。書中《所謂“中國女作家”》一文，對以冰心為代表的“立於女子之傳統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們極盡嘲諷之能事，說她們不過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亞（即同一類的人），“言作家而特標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綴以‘女士’二字”，而所書寫者，莫非“毫無藝術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譯為“感性垃圾”，參考王蒙譯法，則不妨譯作“酸饅頭渣”），以中學生作文標準衡量，“至多不過值七十分左右”（第84—85頁）。他人作何觀感且不論，鄙見與之同調，撫卷不禁莞爾。

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則是學術評論的攻錯之作。他指出鄭振鐸文學史研究中“使人噴飯之處”，譏其缺乏“常識”（第95頁）。他批評郭紹虞食“洋”不化，牽強附會（第97頁）。胡適撰《白話文學史》（上冊），時稱名著，蔭麟卻能舉證確鑿，指出定義混亂、去取多由主觀的毛病（第99—107頁）。郭沫若譯歌德長詩《浮士德》，急於脫稿，匆促從事，遂致“謬誤荒唐、令人發噱之處，幾於無頁無之”，蔭麟擇要糾正，有力打擊了“偽劣”出版物。

但是，蔭麟並非今日慣見的“酷評”家，他固不喜歡一味地唱贊歌，亦不輕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殺全書的功勞。他雖批評《白話文學史》諸種不善，卻仍敏感地看出此書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證的優點；他雖對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滿，卻盛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能夠“拿人類學上的結論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設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的歷程”，實在是一項“重大貢獻”。此外，對顧頡剛“疑古”學說“誤用默證”的方法論錯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史實錯誤，他都提出過嚴厲而中肯的批評。顧氏無以自解，終未回應；馮氏覆書致謝，有則改之。

蔭麟嘗表明自己對專業書評的態度：“一個批評者對一部書有所糾繩，這並不就表示他對於這書的鄙薄。（第223頁）”這固然是個人的信條，但也需要時代風氣的培陶，以及被批評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蔭麟十七歲時指出梁啟超的考證錯誤，啟超引為忘年交，稱之為“天才”；馮友蘭在他死後，曾集資、主持設立“張蔭麟獎學金”；顧頡剛於蔭麟死後撰《當代中國史學》，贊揚其在通史、宋史領域大有建樹。若非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具幾分開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學人確具服善之勇，這些故事只怕都不會發生。

吳晗有感於亡友身後寂寞，曾說，即算蔭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驗、洗煉，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窮病而已”。很不幸，一語成讖，二十年後，吳晗未“死於窮病”，而死於“文革”。然則，蔭麟之早夭固為不幸，較諸吳晗之暴斃，抑又為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