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其人其事（第4/5頁）

35歲那年張競生與褚問鵑在北京結婚。一年後生一男孩，取名真兒。但是到上海之後，兩人之間的感情發生裂痕，中間雖曾一度重修舊好，但最終褚問鵑離張出走。於是張競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們離婚的廣告，其中說他們離婚的原因是：“（褚問鵑）受一二CP所包圍與其CP化的情人所引誘，遂也不知不覺從而CP化耳。”張競生又在《新文化》上發表了題為《恨》之文，斥褚離他出走。然而褚問鵑的友人則在《語絲》124期上發表文章反駁張競生，說是因為“張競生熱衷於跟國家主義派與西山會議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問鵑的不滿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對於張競生的《恨》一文，則有周作人大加攻擊。張競生認為周文完全是“惡罵”，難以容忍，就與周作人大打起筆墨官司，後來發展到意氣用事，張競生甚至攻擊周作人個人的私德，說他娶日本老婆，為“諂媚倭奴”起見，他在北京住家門前不升中國旗而升日本旗雲雲——而事實上周作人出任偽職還是好些年之後的事。張競生後來表示：“我往後極知自己那時的錯誤，可說是為情感燃燒到失卻全部理性的。”至於周作人，與張交惡之後，也就在文集重版時將原先那篇稱贊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張競生在法國留學，深受浪漫主義愛情觀念之影響。他在這方面的言行，確實與當時乃至今天的中國國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場》一書中，他記述了多次他在歐洲時與外國女郎的戀愛情事。這只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編印《性史》的三種動機之一，就是“即主張情人制與性交自由制”。下面這段關於“美的書店”期間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這方面的思想傾向：

書店雇員有許多女性，又相當漂亮的，而在社會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麽，我對於女子必有許多浪漫的故事了。實則，說起來真奇怪，連我自己在後想起來也覺奇怪，在這個時間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與女性發生肉體關系。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實是如此，我為寫出自己的真實傳記，有就說有，無的不能捏造為有呢。

在他看來，這一兩年內“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也難怪有人會將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現身說法了。

六、身後是非誰管得

“美的書店”歇業之後，張競生於1929年去杭州講學，結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謂“性宣傳罪”驅逐出境。幸得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原是他在黃埔陸軍小學時的同學——的資助，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並擬定了一個頗為宏大的譯著計劃。張競生抵法後，在巴黎郊外租了一處房屋作為工作室。卻不料陳銘樞去職，資助不再能夠獲得，譯著計劃無法實施。陳銘樞愧對老友，乃以私款1.5萬元贈張競生，使他仍得以在國外過了幾年安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國內，那時主持廣東省政府的陳濟棠也是他的同學，陳濟棠給他一個“實業督辦”的頭銜，委他主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並兼廣州《群聲報》編輯。

不過張競生此時似乎已經壯志消歇，逐漸下降為家鄉一個地區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饒平，做了一些組織修築公路、開辦苗圃之類的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張競生出任饒平縣民眾抗日委員會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創辦饒平縣農業職校，推廣農業新技術，還寫了《新食經》《饑餓的潮州》《山的面面觀》之類的作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競生曾任饒平縣生產備荒委員會主任、廣東省林業廳技正、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等職。這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張競生回首往事，董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夜燈報》社出版（中國大陸有1988年昆侖出版社的印本，但書名是《情場十年》），《浮生漫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據說他在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系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他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張競生一生的社會活動，除編印《性史》一事因過於超越國情，在當時產生了消極的社會影響之外，其余皆為有益於社會、有功於文化之舉。而對於編印《性史》一事，他事後不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場》一書中，更是對此深自懺悔！且看下面這段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