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葬送和平的和約

1918年11月，德國終於與協約國簽署了那項姍姍來遲的停戰協定。早在10月，德國後院便爆發了艦隊嘩變，水兵們拒絕服從海軍部出海同英軍做無謂犧牲的命令——旗幟飄揚地戰至最後一彈而光榮沉沒。武裝水兵們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員會，軍規的戒律被廢除。水兵們撕扯下制服上的領章便匆匆坐上火車奔向全國各地，向民眾散布戰爭結束的消息，並宣傳革命就是對過去痛苦的最好回答。僅僅過了幾天，德國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蘇維埃的紅旗，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激進的標語也貼滿大街，人們此刻無不受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

這真的就是人們想要的革命嗎？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發那樣，它算得上一場革命，至少這個民族遭受了許多痛苦最終發出呐喊，只因為他們喪失了對統治者的信心，且肉體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於絕望。它又算不上一場革命，因為沒有人為創造一個新德國、一個新社會或一個人類新時代進行過精心的謀劃。不過，它也算不上是對過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報復，而更像是一個千瘡百孔的混亂國家的領航者們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動搖，民族的自尊蕩然無存。戰爭不僅摧毀了德國人對未來的幻想，也摧毀了德國人對過去的留戀。帝國總參謀部的元帥們曾經奉勸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樣戰死沙場才可能帶來拯救霍亨索倫王朝的機會。不管這是否屬實，威廉二世還是怯懦地選擇踏上舒適的火車，逃到願意向他提供避難的中立國荷蘭去了。就在抵達荷蘭邊境時，他所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不過是要滿滿一杯英式早茶。那場由他推波助瀾的大災難被毫不留戀地拋在腦後。他撰寫的回憶錄也因內容空洞而讓德國歷史永遠地淡忘了他。

帝國總參謀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幾百萬德軍從俄國、烏克蘭、意大利北部、法國和比利時有序地撤回國內。帝國政府盡管握有大權，但還是失去了對國內的控制。首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很樂意正式將自己的權柄——那點有名無實的權力交給社民黨人弗裏德裏希·艾伯特。他是帝國議會社會民主黨主席，是工人聯合會委員，也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人。巴登親王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國家的命運現在已經由他掌控；艾伯特誠惶誠恐地回敬道，他已經義無反顧地為德意志犧牲掉了兩個兒子，必定會竭盡所能地挽救德國。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況下，誰能從亂局中脫穎而出繼而執掌德國權柄，現在還未有定論。因此，一場爭先恐後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國成立的競賽在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先後發生：德國共產黨創始人卡爾·李蔔克內西在霍亨索倫皇宮的陽台上宣布了“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而社會民主黨領袖菲利普·謝德曼則在議會陽台上宣布“議會民主制政府”成立。李蔔克內西是共產黨人中的激進派，而謝德曼則是中間派工人階級的領袖。這兩種象征性的舉動不僅昭示了德國各政治派別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使得整個國家陷入內戰的邊緣。只有協約國占領的德國西部風平浪靜——那裏的廣大中間階層的百姓更歡迎協約國，因為敵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會帶來動蕩。

艾伯特馬上出面組建臨時革命政府“人民委員會”。盡管它的名字的確具有革命氣息，但是裏面的六位委員都是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因而，國家得以在大選正式舉行前有了一個過渡政府，以便國民議會有充分時間設計新的憲法秩序。德軍總參謀部已遷到卡塞爾，直接接受興登堡總參謀長所任命的軍需總監——威廉·格勒納將軍（Wilhelm Groener）的指揮，正急切地盼望一個能代表他們的民主政權；而柏林那個“人民委員會”此時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裝力量以平息那場由左派社民黨人的革命組織——斯巴達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內戰。因為斯巴達克派已經迅速地改組為德國共產黨，同時他們希望將勝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們的槍杆子的基礎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對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建立在蘇俄援助的基礎上，建立在國內整體防務空虛的基礎上。

幫助德意志由帝國轉變成共和國的要素有四個，並不包括蘇維埃。第一，工人聯合會領袖們已被艾伯特及其軍隊盟友收買，因此拒絕一切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二，職員階層早在戰前就和工人聯合會結成聯盟，建立了“中央勞動委員會”——他們盡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騷亂演變成爭取更高工資、更好工作條件的請願運動。這樣，八小時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員會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資標準也獲得明文確立。不過，這些福利措施在通貨膨脹的沖擊下馬上會變得蒼白無力。第三，軍隊將領們與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員會”達成一項共存共榮的交易。艾伯特答應保障他們的權力，他們反之也承諾力保柏林要員們的安全。這一交易意味著，社會民主黨提出的沒收大企業、大地產的社會主義施政綱領將不會兌現，盡管工人們提出的要求馬上獲得了滿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權和卡塞爾格勒納武裝，西方協約國拒絕同任何其他政權開展議和。這一點起了關鍵性作用：協約國的勝利者們急需一個德國政權，可以無條件接受他們操縱下的巴黎和會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