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不受點災難，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口述（第2/3頁）

文老與吳老結婚，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事，當時二人都已經年過七旬，而文老一直與子女一起在上海生活。據文老說，作為“一二·九”時期的老戰友，當她去探望吳老時，一眼便見到吳老家中擺放的當年他們一道參加平津學生戰地服務團時的照片，往事一下子湧上心頭，令她激動得不能自已。

文老是老革命，工資和級別都高於吳老，她未必理解吳老學問的價值所在，但她崇敬吳老的為人。吳老謙和沉靜似水，文老熱情率真似火，在我的感覺裏，水包容了火，於是水火便相得益彰。我相信他們曾在一起，度過了最後那段短暫但美滿的日子。

文老結婚後，便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往來穿梭，只要在北京，她便是郭松義先生家的常客，每日登門八趟不止。而郭先生夫婦知道我在做旗人婦女的口述，便提議她與我談談，她欣然接受，這便是我做這篇訪談的起因。

文老的訪談被我收入到《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吳老是否看過全書，我不敢肯定，但他確實讀過該書的序言。做婦女史離不開西方有關女性和社會性別的理論，而我當時對這些理論卻一知半解，邯鄲學步，疑慮重重，猶記吳老讀完序言將書合上時說的一句話，大意是：理論其實就是方法。這讓我茅塞頓開，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方向。

懷念郭先生家“談笑有鴻儒”的聚會，懷念眾人圍繞吳老品酒論學的日子，懷念當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當年的“鴻儒”中不少人已經仙逝，留下來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煙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一書是我做口述史的試水之作，各種缺陷在所難免，但即便如此，文老這篇，留給我的遺憾也是最大的。最明顯的，首先是沒有提示她更多談到她的父親。從這篇訪談的只言片語中可以隱約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說，她父親是杭州駐防旗人。只要多少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駐防在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時期，曾遭遇幾度血洗，旗營覆亡，男女老幼慘遭屠戮，很難想象劫後余生的文老父親，有過怎樣痛切的經歷，所以他才會對“殺韃子”之舉有切齒之恨，甚至不準許女兒與漢人通婚。但是後來，也許是為了生計吧，他既然更名為“文成章”，應該是也隱瞞了自己的旗人身份，進入了以“驅逐韃虜”為宗旨的國民黨的軍校，並且從保定到沈陽再到重慶，最終竟以一個國民黨軍人的形象終其一生。在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他這樣經歷的旗人後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心態，都是我們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寶貴資料了。

文老說她父親是“封建軍閥牌”的，她恨父親對外祖母和母親的無情，卻說他肯給子女(尤其還包括女兒)每人交付17塊大洋的學費，送他們到當時最新式的孔德學校讀書，說明他絕非守舊之人。文老說她父親是兩種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處。

可惜的是，文老對她父親只講了這樣寥寥幾句。而我當時竟沒有進一步追問。現在追尋原因，可能是我當時太關注“旗人”和“婦女”這兩個關鍵詞了，或者說，我只關注了這兩個詞而未及其余，對於其他諸多相關內容視而不見，結果是丟掉了太多值得記錄的東西。

對文老本人的訪談也是如此。過於關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後來的生活遭遇。她後來離開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講述中，有些涉及後來的名人、高官，但都是片片斷斷，不成系統，而對“害了她一生”的國民黨特務郭同震，更是語焉不詳。我當時的不用心，導致了這篇訪談沒有把文老一生的復雜和豐富呈現出來，這是非常可惜的。

總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現場不能僅僅執著於自己關注的那一個方向，也就是說，不能“一根筋”，這也是我從這個案例中汲取的一個教訓。

文老不是京師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後從外省駐防旗營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將她這樣進入京師的旗人家庭，也作為北京旗人群體的一員而收入這部書中的。

文毓秋：名文銘(毓秋是她參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於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歲。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時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學生，年15歲。七七事變後，到武漢，參加了位於鄂東黃安七林坪的紅軍訓練班。1938年5月參加八路軍的115師到山東，在文工團演過話劇，扮演過曹禺的話劇《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時隨三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從山東到上海，被批準轉業，先到上海電影制片廠，後調到華東局宣傳部，並在上海藝術學院擔任領導工作。最後調到黃浦區文化局任編導，在那裏以副局級待遇離休。90歲逝世，葬於上海革命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