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丈夫這一輩子

郭：我就記得我搞對象，這說起來就又長了。我的對象啊，原來跟我哥哥是同學，中學同學。好像他上到二年級的時候，就上不了學了，交學費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學徒了。他們家10個孩子，就他父親一人掙錢，他們家不是旗人，是漢人。老頭還行，原來在白紙坊郵票廠，後來調到和平門集郵公司，他管郵票。後來他小閨女接了他的班。他們家住在鐵門兒，就是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北邊，也不是自個兒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現在馬上就要拆了。

我愛人是托了他舅舅認識的一個人，這人家在地安門，在王府井這兒開了一個修理門市，修理電冰箱，哎那時候也有電冰箱，就學的這個手藝。這人就是他師傅，你們也許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吳金粹注149。

他那會兒剛學徒啊，他這師傅就說要立字據。立什麽字據呢？不是用電麽，電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擔責任。管吃，管住，一個月就給幾塊零花錢。而且要有鋪保，你如果犯了錯誤，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這個師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個鋪保。等於是立了字據有了鋪保才用你。他這師傅啊，還是骨結核，他老得給他換藥，接屎接尿，那會兒門市旁邊有廁所，他就給他倒尿盆。還得從家裏給他取飯。幹這個。幹那個活兒都是油啊什麽的，特別臟，也沒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節，節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個月，結果他學了三年半。

學完了就沒事幹了，就等於你沒地兒吃飯去了，他就自個兒幹。開始呢，就幹點零活兒，後來是在江米巷，有一個白俄人開的工廠，叫他去給人幹，我記得一個月300塊錢。也說不上是金圓券還是什麽券，反正300塊也沒多少錢。最後大概是解放前夕，這個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兩肋賬，就說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國了，給人家幹的那個活兒沒幹完的、半截的，連他那亂七八糟的工具什麽的，就都留給我愛人了。留了一個牌子，叫“懋利行電機廠”。結果1952年的時候說是他接受了“敵產”，哪兒有什麽敵產呢？

這麽著，我愛人就一人接著幹，算是自個兒慢慢地幹起來了。租的是東單二條的房，有一個小院兒，有一座小樓。小院呢，等於是家庭工廠。開始那會兒呢，把他的師兄弟招了來，他有一個師哥，姓紀，他姓沈，他那個師弟姓關，他們3個。現在活著的就他這個姓關的師弟了。他們就收了點小徒弟，就這樣幹起來了。還不錯，1947年、1948年那會兒不錯，那會兒有點活兒，像梨園行的馬連良他們，家裏都有冰箱。就是圍城那會兒沒什麽活兒。從1952年以後就不行了。

那時候他還在協和(醫院)幹，協和那兒有冷庫、血庫，有停屍房，他也在那兒幹。1951年的時候協和就說，你要是在我這兒工作，你那買賣就甭開了，你等於就是協和的職工。我當時特別願意讓他在協和，因為我特別喜歡協和那個氣氛，它那個管理都特別好，一個月50塊美金的工資，多好啊，我那會兒也沒工作，孩子也多。我說你就在那兒，可是他舍不得(那個廠)。

我記得特別清楚，後來1952年，劉仁是咱們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時候就找他，跟他說，北京市要有個拳頭產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資金，我也可以什麽，那時候還沒合營呢，就是說先資助他。他要了多少錢我都記不清了，他說我就想協和不幹了，就要開這個修理電冰箱的廠。結果還真的就貸給他款了，還貸得不少，就在東華門，餛飩侯旁邊，開了一個門臉兒，還叫懋利行電機廠。就這樣，等於是把資本家的帽子給自個兒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時候是在協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師傅，張工程師。過了幾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們老頭兒的名字。“五反”的時候就是他這個工廠，那時候大概就十幾個人，開始還說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資本家了。等於“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學徒出身，受了那麽多苦，還是響應號召，還給他貸款，你說他這一輩子！

最後是1956年，合營就(把廠子)合出去了，合到醫療器械廠。第一台電冰箱就是他設計的，雪花冰箱，那又怎麽著？沒用注151。1957年，右派。說你們廠子得找右派，沒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個單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說了什麽，好像是說工人裏邊也有不守法的，這就是說你汙蔑工人階級，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麽樣，是特別愛說話嗎？

郭：他是特別愛交往，特別愛聊天兒的這麽一個人。我跟你說，門口看門那老頭兒啊跟他特別好，食堂的管理員跟他特別好，上邊的書記跟他也特別好，沒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這麽一人，所以說話呢，就顧不到方方面面，最後就給他來了這麽一個右派。右派呢是六級，最小的那一級，就降職，降薪。倒是時間不長，半年吧，好像上邊審查以後，又給他恢復了。等於是摘了帽子了，還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