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644年清軍入關，定都北京。在京城內實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經過順治五年至六年(1648—1649年)的大規模清理，原來居住在內城的漢人無論 官民都被盡數驅趕到外城(又稱南城)居住注2。內城從此成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貴族、官兵的聚居區。形成了清代京城獨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駐於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稱“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銳的部分，在八旗內也享有高於外省駐防的地位和待遇。他們均根據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體方位是：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清政府還以皇城(紫禁城)為中線，將八旗劃分為左、右兩翼：鑲黃、正白、鑲白和正藍四旗位於城東，為左翼四旗；正黃、正紅、鑲紅和鑲藍四旗位於城西，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區內又分汛地，汛地內又設堆撥，汛地與堆撥之間設立柵欄，京城的九座城門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時啟閉，清政府還將明朝時建立在城內的會館、戲院悉數遷出，嚴禁在城內開設戲院、賭場，使整個北京內城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兵營。這樣的居住格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盡管在清中葉以後，八旗禁旅的軍事職能逐漸減弱，旗與旗之間的變動也逐漸增多，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對京城實行大規模改建之前，卻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叢書中的內城部分分為三卷，一卷《宅門兒·府門兒》是為宗室王公卷，另外兩卷則都是為八旗官兵後裔所做的訪談，由於這部分訪談人數多、分量重，只能再分兩卷，而如何將這個自成一體的人群劃分開來，是一件頗躊躇之事，最後的決定，是將其中關於婦女的口述單獨提出，另編成冊。究其原因，旗人婦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處，我對這個人群最熟悉，也花費過最多的心力，對於她們與男人的不同，也有著很深切的體會。

按照性別來將旗人後裔的訪談分成兩卷，是我做的一個新嘗試。這樣的劃分，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類，呈現出了另一種樣貌，具體地說，就是將京城旗人女性獨特的氣質，鮮明地呈現出來，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也因此而被襯托和凸顯出來。僅僅是簡單的重新分類，就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這是連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預料到的。

獨具特色的京味兒，在八旗男性與女性的後代身上，有不同的體現，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同一個整體的兩個不同的側面，這兩個側面，幾百年來同處於八旗制度中，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論述，卻大多只關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這對於了解八旗子弟這個群體，當然是不全面的。

本書以“胡同裏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這些被訪者的兩個特征。其一是“胡同裏”，特指這些被訪者居住的獨特地域，即北京內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齡最大的胡玉明老人說：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這樓群裏頭找不著，一百戶裏邊也沒有一戶老北京人，全是全國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裏頭有，還真有。您瞅，由東單說，一直到北新橋，一個胡同一個胡同一個胡同，到現在也算上，什麽樣兒的家庭都有，高級點兒的、中級點兒的、低級點兒的，都有。都是純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麽多了，還是有。

講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後裔)與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關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謂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婦女，這是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卻最能表現出旗人婦女特有的氣質和風韻。

盡管旗人女性無論在京師內城還是郊區，也無論在京師還是外省的八旗駐防地，或者東北三將軍的統治區，都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同於漢人和其他族群婦女的典型特征，但作為占據八旗總數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們的妻女，仍有著與生活於其他地區的婦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清朝覆亡之後，雖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經歷了“從富貴與悠然的境地突然墮入貧窮”的巨大轉變，但駐守於全國各地的旗人遭遇並不完全一樣，具體到京旗，並沒有如西安、杭州等處旗營那樣遭受戰火的屠戮，給他們印象最深的，除了旗餉(也就是“鐵杆莊稼”)被裁停之後生計的貧困之外，就是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受到的歧視，這導致他們不得不隱姓埋名，改寫民族成分，並最終如“水銀瀉地”般地消失在漢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書選取的7名滿族旗人後裔中，除了從外省駐防城逃來京師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吳效蘭女士一人報了滿族，其余5名，雖然是最有旗人味兒的“姑奶奶”，卻都報了漢族。作為漢軍旗人後代的一對姐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漢族人，蒙古八旗的後代更是理所當然地回歸到蒙古人中間。這一現象的意義，不僅僅是為族群認同問題添加某些材料，還尤其在於，它為北京旗人在民國年間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動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