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佛陀世容（第2/7頁）

須達拏好善樂施的故事是說，太子須達拏性好施舍，凡向他乞求，無不答應。他把國寶白象施舍給了敵國，國王大怒，驅逐他出國。他帶著妻兒四口坐馬車入山。走不多遠，有二人乞馬，太子給了他們。又走不遠，有人乞車，又給了。他和妻子各抱一子繼續前進。又有人乞衣，他把衣服施舍了。車馬衣物錢財全施舍光，來到山中住下。不久又有人求乞，兩個孩子怕自己被父親施舍掉，便躲藏起來。但太子終於把這兩個戰栗著的小孩找出來，用繩子捆縛起來送給了乞求者。孩子們依戀父母不肯走，乞求者用鞭子抽得他們出血，太子雖然難過下淚，但仍讓孩子被牽走以實現他的施舍。

五百強盜的故事是說，五百強盜造反，與官兵交戰，被擒獲後受剜眼重刑，在山村中哭嚎震野，痛苦萬分。佛以藥使眼復明，便都皈依了佛法。

這些故事比割肉、飼虎之類，更是現實人間的直接寫照，但是嚴重歪曲了的寫照。財產衣物被剝奪幹凈，親生兒女被捆縛牽走，造反、受刑，……所有這些不都是當時廣大人民所常見所親歷的真實景象和生活麽？卻都被用來宣揚忍受痛苦、自我犧牲，悲苦冤屈也不要忿怒反抗，以換取屢世苦修成佛。可是具體形象畢竟髙於抽象教義，活生生的、血淋淋的割肉、飼虎、“施舍”兒女、造反剜眼等等藝術場景本身，是如此悲慘殘酷得不合常情，給人感受到的不又正是對當時壓迫剝削的無聲抗議麽？如馬克思所說，“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頁）當時的現實是：從東漢帝國的瓦解到李唐王朝的統一，四百年間盡管有短暫的和平和局部安定（如西晉、苻秦、北魏等，當時長安、洛陽也曾繁盛一時），整個社會總的說來是長時期處在無休止的戰禍、饑荒、疾疫、動亂之中，階級和民族的壓迫剝削采取了極為殘酷野蠻的原始形態，大規模的屠殺成了家常便飯，階級之間的、民族之間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皇室宗族之間的反復的、經常的殺戮和毀滅，彌漫於這一歷史時期。曹魏建安時便曾經是“白骨蔽於野，千裏無雞鳴”（曹操詩）。西晉八王之亂揭開了社會更大動亂的序幕，從此之後，便經常是：“白骨蔽野，百無一存”（《晉書·賈疋傳》）、“道路斷絕，千裏無煙”（《晉書·苻堅載紀》）、“身禍家破，闔門比屋”(《宋書·謝靈運傳》）、“餓死衢路，無人收識”（《魏書·髙祖紀》)…。這種記載，史不絕書。中原十六國是此起彼伏，戰亂不已，殺戮殘酷。偏安江左的東晉南朝也是軍閥更替，皇族殘殺，朝代屢換。南北朝顯赫一時的皇家貴族，經常是刹那間灰飛煙滅，變成死屍或淪為奴隸。下層百姓的無窮苦難更不待言，他們為了逃避兵役和剝奪，便只好拋家棄子，披上袈裟，“假慕沙門，實避調役”（《魏書·釋老志》）。總之，現實生活是如此的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無保證，命運不可捉摸，生活無可眷戀，人生充滿著悲傷、慘痛、恐怖、犧牲，事物似乎根本沒有什麽“公平”與“合理”，也毫不遵循什麽正常的因果和規律。好人遭惡報，壞蛋占上風，身家不相保，一生盡苦辛…。為什麽會這樣?為什麽要這樣?這似乎非理性所能解答，也不是傳統的儒家孔孟或道家老莊所能說明。於是佛教便走進了人們的心靈。既然現實世界毫無公平和合理可言，於是把因果寄托於輪回，把合理委之於“來生”和“天國”。“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廣弘明集卷八·道安二教論》）。可以想象，在當時極端殘醅野蠻的戰爭動亂和階級壓迫下，跪倒或端坐在這些宗教圖像故事面前的渺小的生靈們，將以何等狂熱激動而又異常復雜的感受和情緒，來進行自己靈魂的洗禮。眾多僧侶佛徒的所謂坐禪入定實際將是多麽痛苦和勉強。禮佛的僧俗只得把宗教石窟當作現實生活的花朵、人間苦難的聖地，把一切美妙的想望、無數悲傷的嘆息、慰安的紙花、輕柔的夢境，統統在這裏放下，努力忘卻現實中的一切不公平、不合理。從而也就變得更加卑屈順從，逆來順受，更加作出“自我犧牲”以獲取神的恩寵。在這個時代早已過去了的今天，我們將如同誦讀一首悲愴的古詩或翻閱一本苦難的小說，在這些藝術圖景中，仍可感受到那通過美學形式積澱著的歷史的現實和人生。沉重陰郁的故事表現在如此強烈動蕩的形式中，正可以體會到它們當時吸引、煽動和麻醉人們去皈依天國的那種美學情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