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晉風度(第3/7頁)

上,也取代或擠進了兩漢的神仙迷信、忠臣義士的行列。非聖無法、大遭物議並被殺頭的人物竟然嵌進了地下廟堂的畫壁,而這些人物既無顯赫的功勛,又不具無邊的法力,更無可稱道的節操,卻以其個體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為人們的理想和榜樣,這不能不是這種新世界觀人生觀的勝利表現。人們並不一定要學那種種放浪形骸、飲酒享樂,而是被那種內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風神吸引著、感召著。人在這裏不再如兩漢那樣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而主要以其內在的思辨態度和精神狀態,受到了尊敬和頂禮,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

當然,這裏講的“人”仍是有具體階級性的,他們即是門閥士族。由對人生的感喟詠嘆到對人物的講究品評,由人的覺醒意識的出現到人的存在風貌的追求,其間是以門閥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標準為中介。後者在造成這一將著眼點轉向人的內在精神的社會氛圍和心理狀況上有直接的關系。自曹丕確定九品中正制度以來,對人的評議正式成為社會、政治、文化談論的中心。又由於它不再停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品評,於是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總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為節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標準和原則。完全適應著門閥士族們的貴族氣派,講求脫俗的風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須能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本質的、特殊的、超脫的風貌姿容,才成為人們所欣賞、所評價、所議論、所鼓吹的對象。從《人物志》到《世說新語》,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特點愈來愈明顯和確定。《世說新語》津津有味地論述著那麽多的神情笑貌,傳聞逸事,其中並不都是功臣名將們的赫赫戰功或忠臣義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執塵拂,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辯才無礙……。重點展示的是內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脫俗的言行,漂亮的風貌;而所謂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觀體現出人的內在智慧和品格。例如: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

“朗朗如日月之入懷”,“雙眸閃閃若巖下電”,“濯濯如春月柳”,“謖謖如勁松下風”,“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這種種誇張地對人物風貌的形容品評,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風貌表達出高超的內在人格,正是當時這個階級的審美理想和趣味。

本來,有自給自足不必求人的莊園經濟,有世代沿襲不會變更的社會地位、政治特權,門閥士族們的心思、眼界、興趣由環境轉向內心,由社會轉向自然,由經學轉向藝術,由客觀外物轉向主體存在,也並不奇怪。所謂“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他們畏懼早死,追求長生,服藥煉丹,飲酒任氣,高談老莊,雙修玄禮,既縱情享樂,又滿懷哲意……,這就構成似乎是那麽瀟灑不群、那麽超然自得、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魏晉風度;藥、酒、姿容,論道談玄,山水景色……,成了襯托這種風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環。

這當然反映在哲學——美學領域內。不是外在的紛繁現象,而是內在的虛無本體,不是自然觀(元氣論),而是本體論,成了哲學的首要課題。只有具備一切潛在的可能性,才可發為無限多樣的現實性。所以,“以無為本”,“崇本息末”,“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舍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事物之宗也”(王弼:《老子略例》)。外在的任何功業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窮盡的,只是內在的精神本體,才是原始、根本,無限和不可窮盡,有了後者(母)才可能有前者。而這也就是“聖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人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何邵《王弼傳》引王語)。這不正是上面講的那種魏晉風度的哲理思辨化嗎?無為而無不為,茂於神明而同有哀樂,不是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業、活動,而是具有無限可能潛在性的精神、格調、風貌,成了這一時期哲學中的無的主題和藝術中的美的典範。於是,兩漢的五彩繽紛的世界(動的行為)讓位於魏晉的五彩繽紛的人格(靜的玄想)。抒情詩、人物畫在這時開始成熟,取代那冗長、鋪陳和拙笨的漢賦和漢畫像石。正如在哲學中,玄學替代經學,本體論(內在實體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觀(外在世界的探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