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晉風度（第2/7頁）

……

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曹氏父子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發，生亦何早”（曹丕）；“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顧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陸機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劉琨有“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陶潛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他們唱出的都是這同一哀傷，同一感嘆，同一種思緒，同一種音調。可見這個問題在當時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的一個核心部分。

這個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而它們正是在對原來占據統治地位的奴隸制意識形態——從經術到宿命、從鬼神迷信到道德節操的懷疑和否定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倫理道德、鬼神迷信、讖緯宿命、煩瑣經術等等規範、標準、價值，都是虛假的或值得懷疑，它們並不可信或並無價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總充滿那麽多的生離死別哀傷不幸是真的。……既然如此，那為什麽不抓緊生活，盡情享受呢？為什麽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所以，“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說得幹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飾。表面看來似乎是無恥地在貪圖享樂、腐敗、墮落。其實，恰恰相反，它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深刻地表現了對人生、生活的極力追求。生命無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來一個普遍命題，魏晉詩篇中這一永恒命題的詠嘆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審美魅力而千古傳誦，正是與這種思緒感情中所包含的具體時代內容不可分的。從黃巾起義前後起，整個社會日漸動蕩，接著便是戰禍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連大批的上層貴族也在所不免。“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榮華富貴，頃刻喪落，曹植曹丕也都只活了四十歲……。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傳統、事物、功業、學問、信仰又並不怎麽可信可靠，大都是從外面強加給人們的，那末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突出出來了，如何有意義地自覺地充分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便突出出來了。它實質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是一種新的態度和觀點。正因為如此，才使那些公開宣揚“人生行樂”的詩篇，內容也仍不同於後世腐敗之作。而流傳下來的大部分優秀詩篇，卻正是在這種人生感嘆中抒發著蘊藏著一種向上的、激勵人心的意緒情感，它們隨著不同具體時期而各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老驥長嘶，建安風骨的人生哀傷是與其建功立業“慷慨多氣”結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後面的，是“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企圖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去找尋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間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禮法，太康、永嘉的“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陸機），“何期百煉剛，化為繞指柔”（劉琨）的政治悲憤……，都有一定的具體積極內容。正由於有這種內容，便使所謂“人的覺醒”沒有流於頹廢消沉；正由於有人的覺醒，才使這種內容具備美學深度。十九首、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淵明的自挽歌，對人生、生死的悲傷並不使人心衰氣喪，相反，獲得的恰好是一種具有一定深度的積極感情，原因就在這裏。

如前所說，內的追求是與外的否定聯在一起，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舊信仰舊價值舊風習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何不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與儒家教義顯然不相容，是對抗著的。曹氏父子破壞了東漢重節操倫常的價值標準，正始名士進一步否定了傳統觀念和禮俗。“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終於被殺頭。阮籍也差一點，維護“名教”的何曾就勸司馬氏殺阮，理由是“縱情背禮敗俗”。這有如劉伶《酒德頌》所說，當時是“貴介公子，縉紳處士……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可見思想對立和爭鬥之激烈。但陳舊的禮法畢竟抵擋不住新穎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擋風氣的改變。從哲學到文藝，從觀念到風習，看來是如此狂誕不經的新東西，畢竟戰勝和取代了一板正經而更虛偽的舊事物。才性勝過節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越漢儒，“竹林七賢”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磚畫[圖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