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溯源：東方和西方之前的漫長歲月

西方是什麽

“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塞繆爾·約翰遜說過，“他便厭倦了生活，因為生活所能提供的，倫敦都有。”那是在1777年，每一種思潮，每一種新奇的發明，都使約翰遜博士的家鄉充滿活力。倫敦有大教堂和皇宮，公園和河流，高樓大廈和貧民窟。最重要的是，倫敦有可以購買的商品——花色之齊全，種類之繁多，超出了之前任何時代的人們最為天馬行空的想象。打扮精致的淑女和紳士可以在牛津街新建的拱廊外停下，款款走下馬車，選購新奇的商品，如雨傘（這是18世紀60年代的發明，英國人立刻發現它不可或缺），或者女用手提包和牙膏（兩者都是那個10年裏的新產品）。不僅僅是富人在享受這種新的消費文化。令保守人士感到驚恐的是，生意人在咖啡店裏消磨時光，窮人把下午茶稱為“必需品”，而農民的妻子則在購買鋼琴。

英國人開始感到，他們與其他民族不同。1776年，蘇格蘭智者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把英國稱作“小店主之國”，但他的本意是贊美。斯密堅信，英國人對自身福利的重視使得每個人更加富有。他說，只要想想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反差就知道了。長久以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土地豐饒，文化燦爛，人民勤勞，人口眾多”，但是已經“在法律與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富庶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也沒有余地”。簡而言之，中國人陷入了動彈不得的境地。“勞動力的競爭和雇主的利益”，斯密預測道，“將很快使他們淪落到普通人類生存的最低水平”，結果是“中國底層人民的貧困程度，將遠遠超過歐洲最為貧困的國家……任何腐肉，例如死貓死狗的殘骸，雖然臭氣熏天，招人厭惡，但對他們來說，已經算是美食了，就如同其他國家的人們看來最為有益的食物一樣”。

約翰遜和斯密是言之有理的。雖然在18世紀70年代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但在英國，人們的平均收入比中國更高，收入分配也更均衡。關於西方主宰地位的長期注定理論往往是以這一事實為出發點的，這一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而不是其結果，我們需要上溯更長的時間——或許要長得多——來解釋它。

我們需要這樣做嗎？歷史學家彭慕蘭（我曾在前言部分提到過彭慕蘭的著作《大分流》）堅稱，亞當·斯密和他之後的所有奉承西方的學者實際上是在拿錯誤的東西進行比較。彭慕蘭指出，中國的廣袤和多樣與整個歐洲大陸相當。所以，如果把在斯密所生活的時代，歐洲最為發達的地區英國單獨挑出來，同整個中國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英國將勝出。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反過來，把長江三角洲地區（18世紀70年代中國最為發達的地區）與整個歐洲的平均發展水平相比較，長江三角洲會勝出。彭慕蘭認為，較之將英國與歐洲不發達地區相比，或者將長江三角洲與中國不發達地區相比，18世紀的英國與長江三角洲有更多相同之處——產業主義萌芽、市場繁榮、有著復雜的勞動分工。這一切都使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因為思考太過草率，長期注定派理論家們把事情整個兒顛倒了過來。如果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在18世紀是如此相似，彭慕蘭評論道，那麽對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解釋就必須是在此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

有一點是明確的：如果我們想知道西方為何主宰世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西方”是什麽。但是，一旦我們提出這一問題，事情就復雜了。對於究竟是什麽構成了“西方”這一問題，我們大多數人的感覺是出於一種本能。有些人將西方等同於民主和自由，另一些人想到了基督教，還有一些人想到的則是世俗的理性主義。事實上，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找到了至少20種關於西方的學術定義，並用他所稱的“彈性地理”統一在一起。每一種定義都賦予西方不同的形態，而這一定會造成混亂，關於這一點，彭慕蘭曾在書中抱怨過。戴維斯說：“對於西方的定義，它的辯護者們可以以任何一種他們認為恰當的方式進行。”戴維斯的意思是，當我們著手定義西方的時候，“西方文明本質上是知識建構的混合物，可以被用來增進作者們自己的利益”。

如果戴維斯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關於西方緣何主宰世界的問題不過是任意地選取某一價值觀來定義西方，聲稱某些特定國家是這一價值的典範，然後將這些國家與一些同樣任意的“非西方”國家相比較，以得出我們想要的任何自圓其說的結論。任何人如果不同意我們的觀點，可以直接選用一種不同的價值觀作為西方性的典範，拿一些不同的國家來代表這一價值觀，再選取一個不同的對照組，那麽自然就會得出一個不同的但是同樣自圓其說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