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萊辛（第3/5頁）

他們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動獨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規蹈矩和秩序，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攜帶一大本《聖經》去教堂，剩余的日子則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們必須保持沉默，不得公開個人的意見。發表言論之前要仔細地左顧右盼，保證沙發底下或是爐子後邊沒有藏著密探，才能說一些自己的觀點。不過，當他們還在起勁兒地談論當天發生的事情時，卻又從經過正式檢查、反復推敲的“消過毒”的報紙上得知新主人們又采取了某種新的愚蠢方法來保證國家的和平，把人們帶回到公元1600年的歲月，於是他們就又會悲傷地搖搖頭。

他們的新主人所做的，與那些從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類歷史的同類主人們在類似情況下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這些主人們命令搬走裝餅幹的大桶——因為有人站在上面發表了抨擊政府的演說，以為這樣就能摧毀言論自由。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把出言不遜的演說家拖進監獄，從嚴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監禁），使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譽。不過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主人們不過是沒什麽頭腦的白癡，只讀過幾本書和一些他們根本弄不懂的小冊子罷了。

受到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開公共遊憩場，躲到燈光昏暗的酒館裏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裏發點牢騷，因為他們確信，在這裏有小心謹慎的聽眾，在這裏比在公共講台上，他們有著更大的影響。

天神智慧地賦予某些人一點兒權力，可這些人又總是擔憂因此而喪失自己的官方聲望。世界上沒有什麽事情比這更悲哀了。一個國王可以離開他的王位，並且笑對這場中斷他枯燥無味的生活的插曲。無論他是戴著男仆的褐色圓頂禮帽，還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終還是一個國王。但是對於一個三流城市的市長而言，只要他被剝奪了小木槌和職務徽章，就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個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諷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誰要是膽敢接近當時的掌權人而沒有明顯向他表示應有的尊敬和崇拜，災難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

但是對於那些在市長面前不低頭的人們，那些用學術巨著、地理手冊、人類學、經濟學來公開質詢現有秩序的人們，他們的處境卻糟透了。

他們隨即被不留情面地剝奪了謀生之路，然後被驅逐出他們散布有毒教條的鎮子，留下妻子和兒女，全要依靠鄰居們的好心照看。

這種反動精神的爆發，給一大批真摯地想消除許多社會流弊的人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時間是偉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夠在這些和藹的學者們的制服上發現的汙跡滌除了。今天，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夠被人記住，主要是因為他幹涉了危險的激進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的學說。康德教導說，我們行動的準則要具有變成普遍規律的價值。按照警方的記錄，他的這種理論只能取悅於“嘴上無毛的年輕人和一無所知的傻子”。昆布蘭公爵之所以總是惡名遠播，就是因為他作為漢諾威的國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這個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簽過字。梅特涅的名聲也很狼藉，因為他把懷疑的觸角伸到了音樂領域，審查了舒伯特的樂曲。

可憐的奧地利！

既然奧地利已經消失不在了，整個世界都對“快樂帝國”產生好感，忘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活躍的學術時代，有一些東西更勝於體面有趣的鄉鎮集市上那些物美價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約翰·施特勞斯本人作曲並指揮演奏的最迷人的華爾茲。

進一步看，我們還可以說，在整個18世紀中，奧地利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基督教改革運動之後，新教徒馬上在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找到一塊沃土作為他們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這一切在魯道夫二世成為皇帝之後就全變了。

這位魯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國翻版，在這個統治者看來，和異教徒簽訂的條約毫無意義。雖然魯道夫接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但他懶散得無藥可救。不過呢，這倒使他的帝國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劇烈變動。

等到費迪南德二世被選為皇帝，政策發生變化的事就發生了。他當選君主的主要資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眾多兒子的人。他在統治初期還參觀過著名的天使報喜館，這個建築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從拿撒勒到達爾馬提亞的天使們搬遷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費迪南德在宗教狂熱的爆發中曾發誓，把他的國家變成純粹的天主教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