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書（第2/3頁）

在這緊急關頭，雷伯萊頓想起了幾個月前出版的頗受歡迎的《醫學萬能辭典》。他把醫學卷的編輯找來，當場就聘任了他。這樣，一本專科的全書就變成了《百科全書》。這個新編輯就是丹尼斯·狄德羅，這項本來是艱苦而枯燥的工作變成了18世紀對人類整體啟蒙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狄德羅當年37歲，他過著既不安逸也不幸福的生活。他不願意上大學，拒絕做一個年輕體面的法國人應做的事。他一離開耶穌會的老師，就前往巴黎，當了一個文人。經過短時間忍饑挨餓的生涯（按照兩個人挨餓和一個人挨餓是同樣的邏輯），他和一個後來證明是虔誠得可怕的悍婦結了婚。這種結合絕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麽少見。但是他得養活她，就必須得做各種雜活兒，並編輯各種各樣的書，從《關於美德與價值的探討》到聲名掃地的修訂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談》。然而在他內心，這個拜勒的學生依然忠於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處於艱難時期的政府一樣）發現，這個並不使人討厭的年輕作者對《創世記》第一章描述的創世故事抱有嚴重懷疑的態度，是一個不得小覷的異教徒。結果，狄德羅被帶進了萬塞納監獄，被嚴密監禁幾乎有3個月之久。

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才當了雷伯萊頓的雇工。狄德羅是當時最能言善辯的人。他在這個由他領銜的項目中看到了出人頭地的機遇。僅僅將錢伯斯的舊資料修改一番簡直是降低身份。當時正處於思想極其活躍的時期。太棒了！雷伯萊頓的百科全書要讓每一個可以想到的題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個領域最有權威的人士撰寫。

狄德羅對此滿腔熱血，他實際上說服了雷伯萊頓讓他全權負責，並且不限制時間。然後，他列出了一個同他合作的人員名單，取出一張大頁紙，開始寫上“A，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等等。

過了20年，他終於寫到了最後一個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這種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雷伯萊頓聘任狄德羅時，他原有的資本已經增加了，但他每年給編輯的薪金從不大於500美元。至於那些應該提供幫助的人，唉，我們都知道會是怎樣一種情況。他們或者是當時很忙，或者說下個月再寫，或者得去鄉下看望祖母。所以，盡管教會和政府的官員們的謾罵使他感到不快，他還是得親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現在他的百科全書的版本很少見了。這倒不是因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為好多人都要毀掉它。一個半世紀之前這本書就被斥責為有毒害的激進主義表現形式，淹沒在一片怒吼聲中。而在今天讀起來卻像給嬰兒喂奶的器具一樣單調無害。但是，對於18世紀教士們中更為保守的人們來說，這部書就像吹響了沖向毀滅、無政府、無神論和無秩序的響亮號角。

當然，人們進行了那種司空見慣的譴責，指責總編是社會和宗教的敵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國家、又不相信神聖家庭關系的放蕩惡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個規模寬闊的鄉村，彼此之間都很熟悉。狄德羅不但主張生活的目的應該是“做好事，尋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實踐之。對饑腸轆轆的人，他敞開大門來招待。為了人類每天工作20個小時，除了要一張床、一個寫字台和一疊紙外，從沒有要求過任何回報。這個一門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範，而這些正是高級教士和君王們明顯缺少的，因此要從這個角度攻擊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官方就想方設法找他的麻煩，建立了一個諜報系統，總在他的辦公室周圍窺探情況，還會對狄德羅的家進行突襲搜查，沒收他的筆記或者有時幹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這些障礙絲毫沒能阻抑他工作的熱情。這個大項目終於完成了，《百科全書》真的按狄德羅預期的那樣竣工了！有些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嗅出了新時代的氣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徹底的大修，《百科全書》便是他們重整旗鼓的轉折點。

看來我對這位編輯的真實形象有點誇大。

但他畢竟還是狄德羅，整天穿著一身破舊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爾巴西男爵請他去飽餐一頓的時候，他就興高采烈。當4000冊書銷售一空時，他會感到十足滿意嗎？他和盧梭、達蘭貝爾、杜爾哥、愛爾維修、沃爾涅、孔多塞，還有其他許多人是同時代的人，所有這些人享有的聲譽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沒有這部《百科全書》，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發揮他們的影響。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社會和經濟的綱領。它告訴我們當時那些領袖們的真實思想。它具體陳述了不久之後就統治了整個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的決定性時刻。凡是有耳朵能聽，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國已經到了緊要時刻，必須采取某種嚴厲措施以避免即將臨頭的災難，然而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卻拒絕采取措施。他們全都非常固執地堅信——和平只能靠嚴格執行梅羅文加王朝的一套過時了的法律來維護。當時這兩個黨派實力相當，都保持著原樣，這就導致了奇怪的復雜情況。法國在保衛自由中起了引人矚目的作用，它給喬治·華盛頓先生（一名共濟會成員）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並且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部長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會，別人稱富蘭克林是“不可知論者”，我們稱他為樸素的無神論者。這個屹立在大西洋岸邊的同一個國家又是各式各樣進步的仇敵，只有在判處哲學家和農夫都要過同一種貧困而無生機的生活時，才表現出一點兒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