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索茲尼叔侄（第2/4頁）

使加爾文暗自慶幸的是，索茲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雷利歐被沒收了基金，還發高燒臥床不起，年僅37歲便在蘇黎世歸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內瓦引起了歡騰，不過高興的時期不長。

雷利歐除去遺孀和幾箱子筆記本外，還有個侄子。這個侄子不僅繼承了叔叔未問世的手稿，還很快成為更勝過叔叔的塞爾維特的熱情追隨者。

福斯圖斯·索茲尼從小就像老雷利歐一樣四處遊逛。他的祖父給他留下了一小塊不動產。他直到近50歲才結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時間用在他喜好的神學問題上。

他似乎在裏昂做過一段時間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生意人，但他做買賣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的經歷，似乎使他更堅信，如果對手在買賣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那麽靠謀殺對手或發脾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在一生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種頭腦在公司辦公室裏雖然司空見慣，但是在神學院裏卻比較罕見。

公元1563年，福斯圖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訪了日內瓦。但他好像沒有去拜訪當地的主教。況且，加爾文那時已經臥病在床，索茲尼家族的人來訪，只會徒增他的煩惱。

在以後的10多年裏，索茲尼在伊莎貝拉·德·梅迪希那兒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這位太太為結婚歡慶了幾天之後，被丈夫保羅·奧希尼殺死了。於是索茲尼辭了職，永遠離開了意大利，來到巴塞爾，把《聖經·舊約》中的《贊美詩》譯成意大利的白話文，還寫了一部關於耶穌的書。

從福斯圖斯的作品來看，他是個審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這樣的人都天性謹慎。其次，他的收入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面的幾塊地產，托斯卡那的地方當局曾經暗示他說，被懷疑是“路德學說”的人在評論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題目時，只要不過於膽大妄為就行。於是他使用了許多筆名，出版一本書之前，必須請朋友們傳閱一遍，他們認為比較安全時，才送去印刷。

這樣一來，他的書沒有被列入禁書目錄，他那本論述耶穌生平的書一直流傳到南喀爾巴阡山，落到另一個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裏。他是米蘭和佛羅倫薩的某些貴婦的私人醫生，入贅於波蘭和南喀爾巴阡山的貴族。

那個時候，南喀爾巴阡山是歐洲的“遠東”，直到12世紀初期還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來安頓德國的多余人口。勤勞的撒克遜農夫把這片沃土變成了一個繁榮有序的小國家，這裏設有城市、學校，甚至還有一所大學。但這小國家還是遠離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於某種原因，希望遠離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與他們相隔十幾米的沼澤地和高山，於是這個小國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於波蘭，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這個不幸的國家便聯想到保守和沙文主義。但是我要告訴讀者，在16世紀前半期，它卻是名副其實的避難所，保護了所有由於宗教信仰而在歐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難的人們。這是個驚喜吧。

這個出乎人意料的情況是由典型的波蘭風格造成的。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它是全歐洲管理得最為拙劣的國家，這在當時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但西方各國主教的放蕩和鄉村牧師的酗酒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並沒有人充分重視波蘭的情況。

但在15世紀後半期，日耳曼大學裏的波蘭學生的數量迅速增多，這引起了威登堡和萊比錫當權者的關注。學生們開始提出質問。接著，事態發展到由波蘭教會管理的克拉科夫波蘭學院淪落到破敗的地步，可憐的波蘭學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國留學。不然，就無校可讀了。不久之後，條頓諸大學受到新教義的影響，華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學生也隨之入了潮流。

他們返回家鄉的時候，已經是羽翼豐滿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消除“謬誤”思想的傳播還輕而易舉。不過這樣的措施要求共和國的統治者們必須團結在一項明確的政策之下，這當然很矛盾，因為這個奇怪國家的最神聖的傳統是，一張反對票就可以推翻一項即使由國會其他全部議員都支持的法律。

沒過多長時間，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揚他的宗教時又推行了一個經濟副產品，那就是沒收教會的全部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的肥沃平原上的博爾勞斯家族、烏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騎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顯地傾向於另一種理念，即口袋裏要有錢的理念。

隨著這一發現，出現了對修道院的真正領地進行的非神聖的掠奪，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間歇”，自從有人類記載之時起，波蘭人就一直靠這種“間歇”拖延人們的思維時間。在這期間，所有權力機構都按兵不動，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機會，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這些教堂遍布全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