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拉伯雷（第2/4頁）

在這兩個敵人中，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當然要厲害得多。加爾文可以隨心所欲地大發雷霆以解心頭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個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幾個爆竹，沒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學院則不同，它堅定地捍衛正統派和舊學，在其權威受到質疑時絕不容情。而且，法蘭西國王和他的劊子手總是給予其由衷的合作，何況還有牛津大學助陣。

天哪，拉伯雷一離開學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喝美酒，愛講同伴僧侶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為比這些嚴重得多——他經不起誘惑學起了“邪惡”的希臘語。

這消息剛一傳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長那裏，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寢室。結果發現滿屋子的文學禁書，還有一本《荷馬史詩》，一本《新約》和一本希羅多德(3)的書。

這個發現太駭人了，他那些有勢力的朋友們到處活動，才幫著他擺脫了困境。

這是教會發展史上一個有意思的時期。

前面我已經講過，起初修道院曾經是文明的前哨陣地，僧侶和修女為提高教會聲望方面作出了不可估價的貢獻。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經預見到，修道院過於強大的發展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事情總是這樣，盡管人人都知道應該對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卻遲遲不見什麽行動。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種共識，覺得天主教會是一個平穩的組織，由一小撮高貴的獨裁者無聲無息地，甚至是自動地管理著，從來沒有遭遇過普通百姓構成的其他組織中司空見慣的內部動蕩。

這真是大錯而特錯。

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或許是由於誤解了一個詞造成的。

沉迷於民主思想的人們，聽到誰宣揚有“一貫正確”的人，便會大為震驚。

所以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如果這個龐大的組織只有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說‘阿門’服從他，這個組織管理起來倒也不難。”

對於一個在新教國家長大的人來說，要對這個錯綜復雜的問題取得正確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關於教皇“一貫正確”的言論，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樣屈指可數。

而且，凡是屬於重大的決策，一定要經過充分的商討才能確定，決定之前的辯論常常會動搖教會的整個軀體。因此這樣產生的宣言是“一貫正確”的，就像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一貫正確”一樣，因為它們是“最終”的，而且一旦生效並入國家的最高法，任何進一步的爭論都將結束。

倘若有人聲稱，治理美國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一旦有緊急情況，全體人民都會堅定地支持憲法，那他就大錯特錯了。這就好像說，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關信仰的重大問題上都承認教皇的絕對權威，所以他們都是些馴順的羔羊，會放棄任何擁有自己獨特思想的權利。

果真如此的話，住在拉特蘭和梵蒂岡宮殿裏的人日子就好過了。但是只需對近1500年來的歷史稍作膚淺的研究，就會發現情況恰恰相反。有些維護新教的鬥士們寫文章，說羅馬當局對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全力譴責的那些邪惡事情一無所知，其實他們才是對事實一無所知，要麽就是被追求美好事業的熱情沖昏了頭腦。

像阿德裏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這樣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會存在嚴重的問題。可是，就連可憐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指出丹麥王國內有些腐敗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鏟除那些邪惡的弊端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勸誘

有人以為，一個誠摯的人憑借無私的努力，能夠在一夜之間推翻數百年的積弊。那位不幸的王子並不是這種美好幻想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當年俄國有很多有識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統治著他們的帝國的舊官僚機構已經腐敗無能，已經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於是他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推行改革，結果失敗了。

有多少美國公民對這件事進行過反復思考，卻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議制政府（像共和政體的創立者希望的那樣），而推行民主政體，最終將造成體制上的一系列無政府的狀態啊。

然而，他們又能怎麽辦呢？

這種問題開始引起公眾注意的時候，就已經到了十分復雜的地步，除非經歷一場社會動亂，否則幾乎沒有辦法解決。而社會動亂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們為了不致走向極端，便對舊的、老朽的機制竭盡全力地修修補補，同時祈禱出現奇跡，使機制再次運轉起來。

依靠一些宗教組織建立起來的並維持運轉的蠻橫的宗教和社會獨裁，是中世紀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