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第2/4頁）

“兩稅”制始於德宗建中元年，為宰相楊炎所創。

史稱：“肅宗至德後，天下兵起，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綱目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讬，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為兩稅法。”

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人。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稅夏、秋兩征。【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租、庸、雜徭悉省。

其制簡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稱兩稅制行，“人不土斷而地著，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然當時識者如陸贄等極非之。惟以救時弊，竟不能革也。馬端臨謂：“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見兩稅制在當時亦自有其所以為補救之意。蓋既已不能為民制產，則視民財力而課稅，亦不失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與租庸調制比，租庸調制稅目分明，此則並歸一項。授田征租之制，遂變為僅征租不授田。“為民制產”之精意全失，而社會貧富兼並，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園之成立即由此。陸贄奏議謂：“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豪強，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盧。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均節賦稅恤百姓奏。】按：當時私租額比租庸調舊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稅亦比租庸調制增高。

兩種稅制下之社會經濟及其一般景況，自必激變，可想而知。又按：兩稅制戶不問主、客，惟以見居為簿，此後所謂主戶、客戶者，乃全為農田兼並下之一種新名詞。【其先則是土著與流移寄居之別。】

南宋胡宏【五峰集與劉信叔書。】論主、客戶之關系，雲：“蜂屯蟻聚，亦有君臣之義。自都甸至於州，而縣，而都保，而主戶，自主戶至於客戶，遞相聽從，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廢。夫客戶依主戶以生，當供其役使，從其約束。客戶或稟性狼悖；或習學末作；或肆飲博；或無妻之戶，誘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主戶而去。”【此見客戶亦自有獨立之私產與儲蓄，並有轉變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縣李誠莊客，“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是也。客戶可免國家之徭役，故有獻產巨室以規免役者。然唐代有戶稅，宋代有丁錢，彼等蓋仍為國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戶口丁數皆分別統計。此等特以經濟上之租貸契約關系而受主戶之管束，與漢代所謂奴隸、唐初所謂部曲戶者不同。若認客戶為農奴，則失之。又莊園主亦自向國家納稅。大歷四年有“諸道將士荘田，緣防禦勤勞，一切從九等輸稅”之詔。其取利亦不過在私租重而關稅輕之間。此所謂“兼並”與“封建”之異。若以古代封建貴族目唐中葉以下之莊園田主，亦誤。】

此可見兩稅制行後農田兼並下之一種情態，若與口分、永業之制相比，自可想見世運隆汙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戶六百余萬，而客戶則達二百六十余萬，已幾及主戶之半數。仁宗寶元元年，主戶六百四十余萬，而客戶則三百七十余萬，逾主戶之半數矣。佃農幾常占全國戶數三分之一，則世運之慘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與農業經濟之情況亦不合。

農產有常額，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非常；水旱荒歉，則減免田租。今量出為入，則有不顧田收，隨意加征之弊。此後租稅日重，頹勢不可復返矣。

以貨幣納稅，亦為妨農利商。

此制行，納稅人以所供非所業，必將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而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農人將日困。楊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為農民計也。【穆宗時，用尚書楊於陵言，兩稅皆易以布帛、絲、纊（kuàng－絲綿絮。）。五代時，吳徐知誥用宋齊邱言，稅收悉以榖、帛、紬、絹。於時皆稱惠益。宋代復輸錢，折變之制，大為民病。為絹者倍折而為錢，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而民生無蘇息之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