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評論

《菊與刀》出版後在日本反響很大。1949年4月，《知性》雜志組織五位學者進行座談（鶴見和子、川島武宜、幼方直吉、磯田進、飯塚浩二）。1950年5月，《民族學研究》發表了五位學者的長篇評論（川島武宜、南博、有賀喜左衛門、和辻哲郎、柳田國男）。1951年5月，《展望》雜志又發表了津田左右吉長達20頁的評論。有些學者評價很高（當然也有批評和質疑），以川島武宜①為代表。有些學者則有根本性的質疑或商榷，以和辻哲郎②、津田左右吉③為代表。下面簡介這三位學者評論文章的要點。

川島武宜文章的標題是《評價與批判》④。文章一再指出：此書著者從未到過日本，卻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實材料，生動地描繪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引導出基本的、總體來看又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各種特征，盡管觀察難免有誤解，分析難免不充分，總的來說，其學識能力“令人嘆服”。他反問：“日本學者對美國寫出過這樣的書嗎？”他認為：這本書“把日本人的醜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們進行深刻的反省”。“戰爭期間的日本，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傳統等等，像放在顯微鏡下一樣，無比清晰地呈現出來”。這本書和一些外國人研究日本的書更能刺到“痛處”。“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閱讀一下這本書”，“與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傳統和思維方式，並以之為準來判斷事物。這就是我們所受過的教育。這本書會使我們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

川島還指出：魯思能夠寫出這樣的書，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環境分不開。當時日本是美國的敵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征服、占領、統治日本。即使如此，美國和那些徒知強迫研究人員像小孩子一樣、以謾罵敵國為能事的國家不同，對戰時的敵國也切實進行科學的、原汁原味的分析。

川島認為：此書第1章是方法論。第3、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各章分論等級制（Hierarchy）、恩、義理、名譽、人情、道德、修養、兒童教育。第2、第4、第13章不太重要。

在方法論方面，川島認為：一般地說，英美兩國社會科學偏重實證，日本則思辨傾向較重、不太重視實證和資料。然而，魯思這本書不僅資料豐富，其優點更在於理論分析。社會學論著往往重視各種現象的量的分析，這本書則重視研究社會結構及其功能、重視文化的整體及其各種內在聯系。川島認為：“這正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於研究“異質的、充滿未知數的文化現象”來說，正如魯思所強調的，尤其要采用這種研究方法。川島還認為，日本人研究日本也應當重視這種研究方法，亦即，與“量的分析”相比，要更加重視“質的研究”。

唯其如此，川島贊賞此書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礎——等級制（按：原著是Hierarchy，通譯“等級制”。日譯本譯作“階層制”。川島未采用日譯，用的是Hierarchy）。此書細致分析了支撐等級制的一整套煩瑣的社會規則，並指明：日本的等級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終規定人們行動和思維方式的則是等級制。對這種分析，川島在總體肯定的同時，也指出一些誤解：一，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農、日工、漁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並不那麽威嚴。二，說“鄰組”在當時農村已不發揮作用，這與事實不符。鄰保組織一直是“日本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三，說日本軍隊內部廢除了“敬語”，以及軍隊不講門第、發揮了平等作用等等也與事實不符。

川島認為：關於“恩”的第5、第6兩章最下工夫、寫得最好。日本的社會結合，本質上是人身依附或統治服從關系，這已是公認的常識。問題在於：這種關系是靠什麽樣的規範體系和意識來確立和維持的？對此，以往論述不多。川島認為是靠兩個原理：其一是“恩”的原理，其二是“家”的原理。此書既講了“家”，更抓住“恩”（第5、第6章）和“義理”（第7章），深入論述。對“這種敏銳的分析”，川島認為“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

對其他各章（關於“人情”、“道德的困境”、“修養”、“兒童學習”等），川島也都加以贊許，認為日本人會“很感興趣”，“足以發人深省”。（例如，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教育，要求終生拳拳服膺，視之為“最高的道德”、“道德的最高理想”的“誠”，在美國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宗教狂對自身教義的狂熱”！）同時也都指出某些誤解或分析不充分、不確切之處，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