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談國民性 第9章近代史上的失語症考察（第3/3頁）

然而，好景不長，革命黨人的暗示和起義，雖然沒能撼動清朝統治，但革命黨的宣傳，刻意強調清朝政府的異族身份，提醒人們，滿人當年在征服中原時犯有殺戮漢人的原罪。這樣的宣傳，不僅對部分知識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響到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同時，隨著立憲的推進、選舉的舉行，以及報禁開放之後，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紳權和民權意識都在勃發中。積極參與改革的紳商和士紳，實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各種商會、學會和農會之類的社會團體，各地的自治組織，以及開放的媒體，使得他們的發言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到了咨議局和資政院的成立，他們的意願表達，有了體制內的正式平台。無論在社會組織、媒體還是在準議會的平台上，同樣的改革話語，運用的嫻熟程度，政府永遠都不及民間的精英。也就是說，隨著政治改革的進行，滿人特權勢必日益減少，這對於已經習慣了過優越和悠閑日子的滿人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是福音。

當時的滿人統治者面對挑戰，卻選擇了錯誤的應對。尤其是在1908年之後，成熟的當家人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相繼死去，接任者少不經事，這些少年權貴，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也感到了自身特權喪失的危險。但是，他們不是通過加快改革進程，放棄自身的中世紀特權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說用正面回應改革的方式給自己積累福蔭，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權力和資源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權、兵權和財權，都抓到自己手裏。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滿人，也就是收歸滿人權貴，一方面把權力和資源收歸中央政府，力圖用蠻力，一舉打破自太平天國以來，中國權力結構內（中央）輕外（地方）重、滿輕漢重的格局。這樣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內閣出台，達到了頂點。這樣的舉措，不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實力派和立憲派紳商和士紳，讓自己喪失了改革的話語權，淪為當時最有實力的紳商和士紳的敵人。這個時候，原本並不彰顯的革命話語，就發出了強音，當立憲派也倒向革命的時候，清朝就壽終正寢了。

其實，近代中國的命運，自從西方列強開始叩門之際，就已經確定了。只要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亞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運也已經定了——或遲或早都會被拖入它們的體系，或者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者變成它們的小夥計。由於中國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對發達的政府，對於以商立國的西方列強而言，將中國拉入自己的體系，比征服之使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的戰爭，看起來就是讓中國進一步對它們開放，並跟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雖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體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國的天下敵不過人家的世界，我們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們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東方國家，自強的唯一途徑，就是面對現實，學習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尋求自新自強之路。中國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這些國家中，只有日本通過自身的變法維新，讓改革話語最終成為政府的主流話語，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學習西方的改革，一躍成為東方強國。而其他國家的政府，都沒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話語權，一會兒失語，一會兒說話，始終在進步還是保守，改革還是因循之間徘徊，最終導致舊政權的更叠、社會的動蕩，遲遲不能完成自身的轉型。而這個轉型，在今天看來，是遲早都要完成的，甲統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對，乙不行，丙還得接著面對。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就越大。不管誰來統治，只要意圖保守、意圖向後轉，就注定失語。一旦失語，統治行為就必然變形，處處被動挨打，在國際上如是，在國內也如是。最終，會連自己本來有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都喪失殆盡，敗得非常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