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談國民性 第9章近代史上的失語症考察（第2/3頁）

只是，在當時，不管什麽樣的陳詞濫調，都有市場，也都能給改革制造麻煩。由於中國真正的危機還沒有到來，八股取士還在吸引著全國士子的注意力，頑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勢眾，李鴻章和郭嵩燾所謂的不明事理之人，仗著人多的優勢，在話語權逐漸喪失的情況下，依然充分地活躍。而頑固派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失語，因為政府也並沒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處於三心二意的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對改革叫停。讓中國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變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於形式。

中日甲午戰爭的到來，兩個同時在學習西方的東方大國的較量，學得好的優等生，以大比分戰勝了中等生。戰勝的日本，不僅掠取了二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兩塊中國的領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並中國的野心。當然，西方列強不可能容忍東方崛起一個吞掉了中國，變得如此龐大的新日本，它們遏制日本的辦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國。所以，甲午之後，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的邊疆危機，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強租港口，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已經跟西方打了將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國，第一次這樣明晰地面臨被瓜分豆剖的危險。

這種時候，中國的整個中上層，不管政治態度如何，有沒有政治態度，都知道變革不可避免，不變則沒有出路。但是，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情形下，中國不想變革的人依舊人數眾多，一些內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滿人階層，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點的變化。對他們來說，變革就意味著失去，而他們特別懼怕失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任何迎接挑戰的意志和能力。此時的守舊，是完全意義上的因循守舊，害怕改變往昔的生活軌道，置國家民族的未來於不顧。只是，在嚴峻的國難危機面前，他們已經徹底失語，連劉錫鴻那種陳詞濫調，也已經說不出口了。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努力，對於朝廷發動的戊戌變法，從公開的反對，轉為暗中的權術杯葛，私底下的竊竊私語。然而，這樣的杯葛和私語，恰好趕上變法期間獨特的帝後二元權力結構，擔心因改革而失去權力的西太後，在權欲的驅使下，變成了頑固派的“首領”，在變法一百天後，尋了一個借口，以完全沒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變之後，保守勢力為西太後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維持政權的法寶，居然只是所謂的“民氣可用”，而所謂民氣可用的民粹訴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即使是刀槍不入的法術，最終能讓西太後相信，也是義和團與頑固派合作的陰謀。因為他們講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詐和權術。而義和團恰好被頑固勢力所利用，充當了他們抗阻變革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由於有當時最有權勢的西太後的加持，於是變成了一場徹底滅洋的瘋狂反撲，中國的頑固勢力，妄圖借助一種莫須有的民間巫術，徹底消解他們對於變革的憂慮。

不願變革者的最後瘋狂，帶來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巨大災難。災難過後，改革話語舊話重提，但革命話語也隨之而起。雖然說，孫中山以推翻清朝為宗旨的興中會，號稱在1894年就已經在海外成立，但這個革命的小組織，真正進入國人視線，還是在庚子以後。庚子以後，在慘痛的教訓下，朝廷開始接受改革話語，重新開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後，並不意味著頑固保守勢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過程中，懷疑、裹亂、破壞都存在。最初科舉改革的經濟特科考試，就是頑固派利用西太後對康梁的敵視，制造流言給毀了。在開放報禁的過程中，也有過蘇報案和杖斃沈藎事件的反復。甚至在軍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撫對於新軍的歧視。只是，這些反改革的舉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這個角度中出現的。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有了日益增強的革命話語，而且改革話語也出現了歧義。由於西太後個人的原因，盡管她贊成改革，重啟戊戌的話題，但卻固執地不肯給康有為和梁啟超平反。所以，改革話語也因此分成海外激進主張和國內親政府的緩進主張，而且隨著時局的演進，激進主張越來越有市場。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政府由於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語的狀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實行預備立憲，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後，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識界的廣泛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黨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脅，甚至一度力圖全力狙擊清廷的立憲，吳樾刺殺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這種狙擊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