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胡一兵還有劉躍進開了車回家鄉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車上，大徐開了我的車跟在後面。快到丘山縣的時候，胡一兵說：“是不是叫龐縣長開車過來迎我們一下？”我說：“算了，擺什麽譜？我還沒有精力來對付他們呢。”入了縣境劉躍進說：“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們當年在那裏搞過調查的，是不是拐過去看一下？”就拐上了鄉村公路。開了一段路劉躍進說：“停車。”胡一兵就把車停了。劉躍進指著遠處一棵樹說：“那年我們還在那棵苦楝樹下燒野兔吃。”我們走了過去，劉躍進踢著一片雜草說：“就是這裏。”我過去把草翻了一下，一點痕跡也沒有。胡一兵圍著苦楝樹找了一圈說：“當年我把樹皮削掉一塊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劉躍進你記錯了地方沒有？”我幫著去找，在手夠不到的地方有一塊樹皮光滑一些，我仔細看了，隱約還可看出“胡一兵”三個字。我說：“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還低著頭找！”胡一兵踮了腳摸著那一塊樹皮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還活在這棵樹上，永垂不朽。”進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當年好些了，別的也沒什麽變化。很多小孩子圍過來看，我們沒下車，轉了一圈就走了。

晚上我們去看班主任嶽老師，他退休在家很多年了。嶽老師又老又病，從床上爬起來，抓住我們的手就不肯放了。胡一兵說：“學校裏怎麽還讓你住這麽老的房子，我明天跟龐縣長說一聲，叫他跟侯校長打個招呼。”嶽老師說：“要見上帝的人了，一切都無所謂了。死去原知萬事空，你們沒到我這一天，體會不到啊！我一輩子沒有什麽能說上口的事，有一點驕傲的本錢就是有你們這些爭氣的學生，天下支柱，國家棟梁！當了教授了，廳長了，知名企業家了。有學生如此，我一輩子清貧也值了。天下支柱，國家棟梁！”嶽老師的激動讓人慚愧，他以為我們還認那個真呢。想認真也沒辦法認真！誰認真誰走投無路寸步難行一生潦倒一敗塗地，我也不是沒認過真的人啊。送我們出來的時候，嶽老師流了淚，我心裏也只想哭。

回到賓館，省衛視頻道正在播放“惠利之夜”的文藝晚會，李智正在描繪惠利集團的美好未來。而節目的主持人，就是衛視台的常青藤杜蕓。從全國趕來的明星們一個個在台上出現，有模有樣。李智這麽有模有樣，杜蕓也這麽有模有樣，而嶽老師卻如此潦倒，我心中被堵著了似的難受。又看到文副省長也出席了晚會，心裏就更不舒服了。胡一兵說：“明年最遲後年，看哥們兒我的吧，哥們兒我也會來這麽一手，不就是幾個錢嗎？”

晚上我們擠在一間房中，躺下熄了燈說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我們說到班上的同學，有的人仍在大山深處當一個艱苦度日的農民。說到當年半夜口渴卻停了水，幾個人到井邊把吊桶搖上來喝水。又說到那年搞農村調查的事情，說到青春的信念，這信念曾像日出東方一樣堅定。突然，我們都沉默了。我們今日的成功超出了當年的想象，可真誠和信念卻只存在於回憶之中。只要將目光轉向現實，思維就本能地駛向另一條軌道。在那裏才有成功，而成功就是一切，別的說什麽都變得意義曖昧，成為多余。在世紀末的人生之旅中，我們不知不覺就進入了這樣的境地，這簡直就是歷史的安排，而個人不過是被生存的本能推著走罷了。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為了懸浮一族。我們在隨波逐流之中變成了新型的知識分子，沒有義不容辭的使命意識，沒有天下千秋的承擔情懷，沒有流芳千古的虛妄幻想。時代給了我們足夠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因而我們也不再向自己虛構神聖預設終極，不再去追求那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們是勝利的失敗者，又是失敗的勝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們以前輩的方式說話，但本質上卻沒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對世界我們什麽都不是，對自己就是一切，我們被這種殘酷的真實擊敗了，從內部被擊敗了。我們沒有力量面對那些嚴峻的話題，關於身份，關於靈魂，於是怯懦而虛偽地設想那些問題並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實。我們曾經擁有終極，而終級在今天已經變成了我們自己。生命的意義之源突然中斷，夢想成為夢想，我們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永遠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經渺遠，自己這一輩子卻如此真實。當一己之瞬間成為天下之永恒，我們就與樂觀主義作了最後的訣別，畢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為目標建構崇高，建構形而上的意義世界。悲劇在時間的巨掌中已經注定，我們還沒來得及細想就進入了鋪就的軌道。對我們而言，這個事實只能接受，而無須討論也無法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