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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董柳忽然想起來說：“今天馬廳長沒察覺什麽吧？”我說：“以他的精明他知道是怎麽回事。”她說：“那不糟了！”我笑了說：“糟什麽，大家知道是戲！演這麽一場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這些話你直通通講，講得下去？只要你是為他好，你怎麽演他總不會有意見吧，人說到底是看結果的。”

把材料報了上去，我就著手工作。馬廳長說：“只爭朝夕，課題真批下來了，我們這裏已經做完了。”他跟袁震海打了招呼，我可以不去上班，也可以到研究所動用一切儀器設備。廳裏批了三萬塊錢，馬廳長的兩個研究生也由我安排。他自己也很投入，晚上放下一切工作跟我紮在實驗室，周末更是整天投入。廳裏的人見我居然跟馬廳長搞這麽大一個課題，對我的態度好得不得了，真的是腳下的地都長了三尺似的。等課題批了下來，連馬廳長都毫不掩飾一臉的喜氣，敦促我加快工作，一定要在報博士點之前把課題完成，把書印出來。我寫出來一部分就拿到廳文印室打印一部分，校對的工作就交給研究生去做了。馬廳長說：“中國科技出版社已經聯系好了，國家課題當然沒問題，只是廳裏要貼點錢。”我說：“有什麽問題我隨時向您請教，會不會幹擾了您的工作？”他說：“這就是工作，廳裏要發展，發展是硬道理，也是最大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只在省裏跟別人比，要到全國去比，我從來就是把工作的基點放到全國去比。”

我拼命工作了幾個月，每寫好一段就交給馬廳長審閱修改。等完成的那一天，我已經心力交瘁，把手中的筆向窗外擲去，就像小時候擲紙飛機，很瀟灑地把手一甩。電腦排好的稿子很快就出來了，拿在手中厚厚的一疊賞心悅目，翻了幾頁怎麽看怎麽好，我都不相信上面的每個字都出自自己的筆下。馬廳長派退休辦的小蔡專程把稿子和光盤送到北京去了。小蔡回來說，編輯部高主任說最快也要半年才能出來。我說：“半年就趕不上了。”馬廳長說：“他給我們出題目呢。”就叫財務室寄了兩萬塊錢作為加班費，那邊答應兩個月之內趕出來。

廳裏早就策劃好了，由中醫研究院出面，把全國知名的專家請來，開個上档次的學術討論會。專家中有幾個是學位點的評委，求的人太多，請的人也太多，請他來不是把飛機票寄過去就完事了，還要調動各方面的關系才請得動，還有些是包了飛機票和全部費用還可以帶夫人也請不動的。馬廳長說：“實在請不動，以後上門慢慢做工作吧。”廳裏前年為申報博士點設置了一筆六十萬的特別基金，馬廳長親自帶隊到全國跑了二十多天，評委一個一個都拜訪了，錢用了一大半，事情還是沒成。今年又追加了四十萬，志在必得。光是這次會議，就做了二十一萬的預算，主要從基金中開銷。董柳說：“你們用起錢來，我聽一聽都能摔個跟頭。我們打一針一塊錢兩塊錢，打一輩子也不夠你們開三天會啊。”我說：“誰跟誰比？你們幹一輩子，就是為了開這三天會，人跟人好比的嗎？”學術會議交流學術事小，疏通關系事大。像這種上档次的會議，沒有大人物的利益在裏面，根本開不起來。董柳說：“我真的為那些護士打抱不平，她們是怎麽賺錢的？血汗錢，針挑土！別人是怎麽用錢的？浪推沙！賺錢的方式跟用錢的方式差別太大太大了。”想一想錢的確也花得令人心疼，可金字塔上面的人與下面的人又怎麽好比？幾十幾百個也比不了一個啊。我說：“要承認你們勤勤懇懇還是為革命做了貢獻的，奉獻精神還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在平凡的崗位上還是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的，這成績組織上還是心中有數的。”董柳冷笑說：“幾頂大草帽往我們這些人頭上一扣，勤懇啊，奉獻啊！人家得到的可是實際的東西。”我說：“世界就是這麽回事，你有意見又有能力你就到那個份上去，你有意見又有脾氣你對天叫幾聲屈，你有意見沒能力又沒脾氣你就那麽呆著，最好是有智力障礙什麽也看不清你就連意見也沒有了。”董柳說：“這些人總要講道理吧。”我說：“要我說吧，道理是人來講的，怎麽個講法是由大人物決定的，大人物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講的，這個遊戲規則也是由大人物設計的。道理要由你們這些人來講，那很多事情就辦不成了。所以不能讓你們有機會說什麽，心裏想一想是可以的，但不能說，誰說就是誰的錯，你錯了你就等著瞧吧。所以你們也不要抱怨太冷漠了，那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也不是誰心裏就願意那樣。”董柳說：“有些人頭上那頂帽子是金的。”我說：“金子才多少錢一克？那些錢都買了金子做帽子，誰的頭頂得起？你還是農民伯伯的想法，想著皇帝挖土，恐怕是用一把金鋤頭吧。”董柳的話也喚醒了我的平民意識，一個人掌握了資源，他總該想想手中的東西怎麽來的，一針一針打出來的啊！世界是很荒謬的，也許還要一年年荒謬下去。可難道荒謬能夠因為它存在就成為合理的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