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第2/3頁）

人的思維路徑極其有趣，既然生存已經不存在問題，所有的黨建目標，為什麽不能去生存化，著眼於建設和發展，重新制定一整套更加系統，更加細化的方案?歷史沒有選擇改革，而是選擇了固守。

行政建設其實存在同樣的問題，解放軍自從渡過長江，頓如風卷殘雲一般，迅速解放了整個江南地區。這時候最大的問題，是迅速建立政府，穩定全國鐵序。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級政府倉促上任，粗放行政的特點，在當時是客觀需要，並且卓有成效。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建立的行政體系，原本就是一個臨時性的粗放的體系，一個無法適應未來發展的體系。這個體系原本就該在後來政權穩定之後，加以系統化升級和精細化改造。然而，這一步始終未走，不僅未走，文革時期，將這個原本粗放的體系也砸爛了，文革後又開始對解放初的那套體系進行修復。在大建設的背景下，最初那套粗放型體系所出現的問題，可以預見。

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從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來了，但始終未曾邁步。未曾邁步的原因在哪裏?在於某些人認為，政治體系改革，必然觸及政體。

趙德良正在推動的黨建系統化建設，讓唐小舟終於想明白了一件事，其實，政治體制改革，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麽復雜那麽艱難，目前的權力結構形態並沒有問題，不僅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是唯一可以和關國的三權分立制媲關的。中國差的只是由生存化向發展化跨越的認識基礎和系統化精細化操作體系。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放在黨建和政建兩個方面，盡快完善這兩個體系的科學化系統化建設，適應穩定和發展的大局，使得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環節，形成配套，相互依存。現在黨和政府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很容易出現矛盾甚至沖突，恰恰是系統不配套導致的無謂消耗。

以信訪制度為例，國家設立這個制度，原本是想借鑒古代的誹謗制，在衙門口立根謗木，讓民眾獲得申訴權。不過，古代的謗木顯然只是一種形式，缺乏必須的行政體系支撐，謗木便成為了一種極其單純的木頭柱子，或者一種象征意義的標榜。現在不設立謗木，而是專門設立一個信訪機構，看上去，確實是改進了許多。

可是，信訪制度並沒有系統保障。信訪部門對信訪件的唯一處置權，就是批轉相關部門處理。對於這類批轉件，相關部門是愛理就理，不愛理就不理。原因何在?信訪部門對有處置權的相關部門，沒有任何約束力，既不能決定人家的升遷，也不能決定人家的薪酬，甚至是說句話，都沒有人願意聽。僅從等下級別上看，信訪部門的管轄權，實際在比他們更高級的幹部。

其他部門，也或多或少存在類似問題。比如公安部門、檢察部門、法院等，名義上，這是一些條塊分管的機構，實際上，人事權和財權在地方，公檢法只聽地方黨委的，於是出現了某些案件，地方首長想讓公安怎麽查，公安就怎麽查，想讓法院怎麽判，法院就怎麽判的現象，所謂依法執行，成了一句口號。其他一些廳局也是如此，對上，有兩個指導，省裏可以領導，上面還有直管的部。對下，具有直管性質，可與廳平行的市又掌握著人事權和財權。

唐小舟一直在想，為什麽不把公檢法的人事權和財權收上去呢?把公檢法的權力向上收的同時，也可以將其他廳局的權力下放。往上收，機構肯定會擴大，但如果權力下放，機構就能大量精減。這件事，做起來其實並不難，而且，可以令整個中國的權力結構，為之一變。

再比如部門和部門之間，缺乏制度性約束，一個部門需要另一個部門協調配合，那個部門積極配合是人情，置之不理是天理。部門之間不配合，並沒有相應的制度制約他們，各個部門於是山頭化，碼頭化，變成了靠山吃山的獨立王國。

山頭林立，碼頭並行的情況下，要辦事，就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情。因此，幹哪怕一件很小的事，也一定要拜碼頭，拉關系，否則就推進不了。對此，行政主官無可奈何，他們若想幹成一件事，只能搞運動，大會戰，將許多山頭的負責人捏在一起，現場辦公。可這樣的事，畢竟是大事，是階段性的工作，比如嚴打。

階段性工作一旦完成，各個碼頭回歸本位，日常工作，又恢復常態。這種運動式兵團式的工作方法，後患無窮，最突出一條，是粗放型工作方法和執行程序，更加的粗放化，甚至走向去程序化。

趙德良推行黨建和政建的系統化精細化，恰恰要解決的，就是這類問題。當然，僅就目前來看，趙德良作為省委書記，大概並沒有那麽大的權力，對很多部門進行理順性的合並裁撤。假若他下決心的話，完全可以增加公安部門的職能，將信訪甚至工商等部門的執法行為，全部歸於公安。甚至可以借鑒關國的做法，建立地方警察局和國家公安局，將地方性的案件，劃歸地方警察局，而將一些重大影響的，關系國家穩定的案件，歸口到國家公安局。如此一來，目前多頭執法的混亂局面，便能夠得到遇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