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馬達可不是有點小傲慢啊，該同志是一闊臉就變，得意忘形。得到陳同和的賞識，兼了市電子工業局副局長以後，馬達就不知自己姓啥了，儼然一副大幹部的派頭，說話的語調漸漸帶上了拖腔，對他這個當初的盟友，在職縣長不再主動熱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讓他握。趙安邦不止一次當面嘲弄馬達說：“馬局啊，你說我和錢主任拉你過來幹啥？風險是我的，廠子歸市裏，我這不整個一大傻蛋嗎？！”

馬達打著標準的官腔說：“小趙縣長啊，怎麽能這麽說呢？要顧全大局啊，同和書記不是一再說嗎？要看到全市一盤棋，我們一切工作都要聽從黨的安排啊！”

趙安邦哭笑不得，“馬達啊馬達，你還好意思說！黨安排你們在大西南就地轉產，你怎麽跑到我們文山來了？我看你是有利就聽黨安排，無利誰的話都不聽！”

馬達繃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沒你裏應外合我也過不來！”

每到這種時候，趙安邦總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給我一些彩電票！”

馬達一開始還算不錯，十張、二十張，多少總是給一些，趙安邦用這些彩電票做禮物，省內外拉了不少關系。後來不行了，省裏、市裏不少人盯上了山河電視機廠，紛紛找馬達要彩電。馬達吃不消，匯報到市裏，市裏做了個決定，一個口子管理，由分管工業的副市長於華北批。趙安邦再找馬達要彩電票，馬達便公事公辦了，讓他找於華北批條。他火透了，授意變電站拉了電視機廠幾次電。道理說得也很堂皇：彩電緊張，電力也緊張啊，農忙時節必須首先保證農業用電！馬達明白是怎麽回事，這才老實了，被迫和縣政府簽了個協議，每年給縣裏一百台彩電指標。

經濟緊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趙安邦的記憶中，省市有些幹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電發了不少財。白原崴當時也是其中一個官倒公司的部門經理，曾跟省委一位副書記的公子到文山來過幾次，有一次，拿著於華北的批條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電。趙安邦記得，自己還被馬達拉著，陪過他們一兩回，對他們的印象並不是太好，總覺得他們遲早要出事。果不其然，後來沒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書記的公子進去了。樹倒猢猻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開發公司，憑京港開發的一千萬港幣起了家。待得趙安邦到寧川任職再次見到白原崴時，白原崴已經抖起來了，正張羅著在寧川海滄街十二號蓋那座二十二層奶白色的偉業國際大廈。

在山河電視機廠最紅火的時候，趙安邦保持著一份難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過馬達：經濟緊缺是暫時現象，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局面總有一天要結束，勸馬達眼光放遠大一些，和國外著名電器企業合資，引進最新技術，把企業做大做強。馬達聽不進去，始終生產單一的十四英寸彩電，連條十八英寸生產線都不願上。結果九十年代初彩電業第一次洗牌時就敗下陣來，想和國外合資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電生產線最終引進了一條，生產的彩電卻賣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筆貸款至今還沒還清。

就這樣一個沒市場概念的同志，卻在陳同和、於華北手上一步步提起來了。先是轉正做了電子工業局局長，接下來，又在於華北手下幹了三年市經委主任，待得於華北調任省委副秘書長，劉壯夫主持工作時，馬達已是主管工業的副市長了。

文山有馬達這樣的主管副市長，經濟能上去就見鬼了。說到底馬達只是經濟緊缺時代的過渡人物，他抗命遷廠時迸發出來的道德感，和搞經濟沒直接關系。再說，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對自己下屬幹部職工，對其他單位部門，對整個社會就不成立了。亞洲集團老總吳亞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馬達，吳亞洲仍氣不打一處來，吳亞洲當年差點死在馬達手上。

吳亞洲最初是文山郊區一家村辦印刷廠的業務員，偶然跑到城關工業園聯系印刷業務，發現了為山河電視機廠生產包裝紙箱的好買賣，就找到工業園管委會，申請投資辦廠。當時，管委會正為山河廠搞外包配套，雙方一拍即合，吳亞洲便四處借款，一周內籌資二十多萬，上了紙箱廠。紙箱廠掛牌時，趙安邦被請去喝了場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吳亞洲硬拖去的。小夥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賠著笑臉，他不去不太好。再說，吳亞洲這個紙箱廠雖說很小，卻是園區內第一家為國營大廠搞外包的私營企業，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去一下也為了表明縣政府支持私企的態度。

不知吳亞洲使了什麽招兒，把馬達也弄來了，馬達一見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馬達那時就特摳門，請別人喝酒全是幾塊錢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凈灌客人。這回卻酒興大發，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時候，牛皮又大了起來，指著他這個縣長對吳亞洲說：“小老板啊，你要想發財得跟準人！跟著趙縣長你發不了，他縣政府只管收稅，收管理費，你得跟我，跟我們山河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