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拼圖板上的一些問號

汪勛如是在什麽時候寫成這本書的？一個基本的疑問。我翻閱這書的封底蝴蝶頁，上面注記著幾行資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發行者：汪勛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號/辦事處：台北市和平東路陸裝二村三四號/“內政部”登記證內警台業字第三四號/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陽謝世。七月十三日，我讀完了汪勛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陽那種考古工匠式的瑣碎好奇心在我身上發酵作祟著了，我對汪著的出版日期有著骨鯁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質言之，以汪勛如例舉實事為證，試圖揭露天地會暗中破壞社會秩序、制造大眾驚擾的動機而言，他為什麽只寫了一宗疑似跳樓自殺案、一宗墜機案和一宗未及其詳的暗殺案，而未及新生戲院的那場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兒”這話說得似乎同孫小六幼時印象所及的類似，也就是“有時一兩個”、“有時五六個”的數目，似與“我等”（而非“我”）暗合。孫小六出生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號那天新生戲院便失火了。假設孫小六分別在兩歲和七歲上兩度“住”在新生戲院裏的經歷亦屬事實，而汪勛如又曾經趁他還是個幼兒之際傳授了他一套《呂氏銅人簿》的醫道口訣，則必須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間的事。此後孫小六再也沒見過汪勛如了。從這些散碎零落的事實上看，最合理的一個推測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發生“萬老爺子硯方無故殞命”事件之後，汪勛如寫下了這部《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至少這本書（於一九六六年一月）脫稿出版之前，汪勛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預見新生戲院會發生一場大火，是以像火災這麽明顯的人為災難，並未見諸是書文字。反過來說，或許正因為汪勛如寫成這部書，公然販售於市，致使有心人在讀過之後，無論是從內容或編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銷這條管道—循線發現了汪勛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門町新生戲院落腳藏匿的蹤跡，而後雇請縱火專家，出手處置。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陽曾經不止一次地告訴我：一本不管它是什麽樣的書、裝幀成什麽德行、寫了些什麽內容、提倡了些什麽想法，只有“一個鬼東西”是完全不能改變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書印出來的那個日期，就宣示了此書“再無其他可能”。換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書最篤定也唯一篤定的內容。除此之外，一本書裏的任何內容都“見仁見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則可以告訴我們很多很多我們誤以為沒有意義，卻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著這個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書從先前撕破了的包裹裏一一取出，細細翻看。我赫然發現：除了《神醫妙畫方鳳梧》書末全無出版單位、日期，而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總經銷：人文書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號”的字樣之外，另外五本書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後陸續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為止。其中《食德與畫品》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於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出版於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驚雷》和《奇門遁甲術概要》分別出版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這裏面有幾個小小的、引人想像的關節：第一，《神醫妙畫方鳳梧》應該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寫成的—因為著者萬硯方死於是年是月。但是高陽所給我的這個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碼這個本子的《神醫妙畫方鳳梧》一書是在作者死後三到四個月才由人文書店自售問世的。這樣一行小字所標示者非徒此也—試想，總經銷的單位自售其書於門市，而非經由中盤商、書店，層層輾轉的系統，則表示此書應該不是一本舊書—或稱“回頭書”、“風漬書”—這標示乃是總經銷為區別於經由正常發行管道而販售者，它可能比較便宜，但不意味著品質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為了明確限制這樣的書不該出現在一般書店之中。

倘若這個推測成立，則這七本書上市的先後次序不意卻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書局之中瀏覽它們的順序，這一點有什麽意義我還不敢說。然而就在翻看這七本書出版日期的時候，我發現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這七本書的總經銷都是同一家：人文書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於我主觀的附會—由於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這三年之間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麽事情是每隔五年發生一次的？以及什麽狀況之下會使得這七本書中的後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這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問題，可是，它也像我經常打的一個可以名之為“皮下癢”的譬喻那樣，暗暗搔動著我：五年。每隔五年發生一次。五年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