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阿瑟·Ｃ·克拉克

寫作是孤獨的職業，在經歷了幾十個春秋以後，甚至最為偏激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也會偶爾渴望夥伴。但對任何藝術創作來說，合作都是冒險：涉足其中的人愈多，其成功的機率愈小。難道你能想像《白鯨（Moby Dick）》是赫爾曼·梅爾維爾與耐特·霍桑（Hermann Melville & Nat Hawthorne）合著？或《戰爭與和平》是由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合寫，對白卻由屠格涅夫完成？

當然，直到幾年前，我還從來沒想到，我會與另外一位作家合作創作一部小說。與非虛構小說不同，我曾與其他人合作過不下１４個項目（其中２個是與《生活》雜志的編輯合作）。但小說，沒門兒！我堅信，我永遠不會讓任何毫無成功把握的人來損害我創造的這獨一無二的“品牌”……

唉，在我的寫作生涯裏，終於有件可笑的事發生了。１９８６年初的一天，我的代理人斯科特·莫裏迪斯打電話給我，一副“聽我說完你再說”的模樣。聽來好像是那位年輕的天才制片人打算把我的一些東西，或是一切東西都搬上銀幕。雖然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彼得·古柏這人，但碰巧我曾看過他的兩部電影（《深夜快車》和《深淵》），而且印象很深。當斯科特對我提到彼得最新的影片《紫色》時，我的印象便更深了，這部電影得到了半打的奧斯卡獎提名。

然而，當我在心裏暗暗嘆氣的時候，斯科特仍在不停地說著。他說彼得有位朋友，他有一個絕妙的想法，想與我改編一部電影劇本。我嘆了口氣，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麽科幻小說的新點子，並且就算它真是什麽“妙計”的話，我也早就想到過了。何況，我恨電影劇本，它們令人難以置信的枯躁無味，幾乎沒有什麽可讀性；同時，我還擔心，這東西沒法兒寫。就像是音樂劇的樂譜，它們必須經歷一個中間生產過程，寫的時候需要考慮那些特殊的手段和技巧，而這些東西本身，卻沒有任何文學或藝術價值可言（一出音樂劇至少優美可看）。

然後，當斯科特給我介紹這位朋友是個什麽樣的人時，我心裏一亮，這個計劃忽然真的有點使人心動。當然，與彼得·古柏沒有什麽事好合作，但與斯坦尼·庫布裏克（美國著名電影導演——譯注）一起卻有許多事可以幹。

往事在眼前浮現。在２０年前，拍攝《２００１：太空奧德賽》（美國著名科幻電影，根據克拉克的小說改編——譯注）時，斯坦尼和我一塊兒曾做過木星衛星的遊歷之夢，但事實上，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用機器人去探測這個完全未知的世界。１９７９年的３月和７月，兩顆“旅行者”號探測器揭示了“伊奧”、“歐羅巴”、“伽尼米迪”和“加裏斯托”這些木衛們的神秘世界，這可是我們沒敢想像的。那些旋轉著的巨大的木星衛星的景象使我有可能，不，是逼迫我，去寫出《２０１０：奧德賽之二》。這一次，那些接二連三的事件已經是真實的現實，而非想像。當１９８４年彼得·海阿姆斯將此書拍成電影時，他已能使用從“旅行者”號發回來的真正的圖景來作背景了，很多時候他正是這樣做的。

當然，１９７９年這次行動的結果，是激起了人們的信心和希望：在１０年裏人們會超越這項成績。“旅行者”號飛船僅在木星附近呆了幾個小時，便掠過了這巨大的行星和它的“月亮”們，匆匆趕往土星。於是在１９８６年５月，美國國家宇航局計劃發射“伽利略”號。這是更加雄心勃勃的太空探測器。這當然不是一次短暫的航行，而是一次“接觸”。“伽利略”號將花兩年的時間，從１９８８年開始，對木星和它的主要衛星進行詳細的測量和探查。１９９０年以前，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就會有如潮水般的資料從這個異星世界發回來，第三部“奧德賽”將不可避免的產生。它就是我計劃中要寫的東西；我的心系在“伽利略”號上，因此不怎麽關心那些業余科幻小說作家的想法和主意。怎樣委婉地拒絕他呢？斯科特仍在講的時候，我思考著。

“彼得·古柏想在３６小時內飛到斯裏蘭卡來，把這家夥介紹給你。他的名字是金特·李。我給你說說這人。他在噴射發動機實驗室裏工作，是‘伽利略’計劃的主任工程師。你聽見沒有？”

“是的，我聽見了。”我嘟囔著說。

“在那以前，他是從火星上送回了那些美妙圖片的‘海盜登陸者計劃’（美國的火星登陸計劃——譯注）的主任。”

“行了！”我叫道，“這個人我必須見。告訴加博爾先生馬上帶他到這裏來。”

“古柏，他叫彼得·古柏。”斯科特糾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