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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一月

桑德拉·菲洛探查彼得·霍布森的記憶。

她得知，彼得·霍布森的恐懼始於十六年前，即一九九五年。那時，他還沒有成為震驚世界的關於科學和信仰的爭議中心。確切地說，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不過是多倫多大學正在攻讀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一個在生活中將要遭受打擊的學生……

彼得·霍布森宿舍的電話鈴響了。“我們有一個食人，”是柯法斯的聲音，“你來不來？”

食人，即死人。彼得試著使自己習慣柯法斯的殘酷。他揉揉眼睛，從睡眠中清醒過來。“好好吧，”他盡力說得更自信一點。“當然，”他說，“我肯定來。”

“瑪米柯尼將要開展切割行動，”柯法斯說，“你可以操作心電圖儀。這將占據你實習的好大一塊。”

瑪米柯尼，斯坦福大學培養的外科移植醫生，六十來歲，手像雕像一樣穩。他收集人體器官。上帝呀，他需要這東西。

“多久以後？”

“兩個小時，”柯法斯說，“小孩正接受全面的生命維持，以便保持屍體新鮮。瑪米柯尼還在米西索加[1]，他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這裏並做好準備。”

小孩，他說的是小孩。有的小孩生命太短暫。

“發生什麽事了？”彼得問。

“交通事故，一輛別克從小孩身旁擦撞過，把他拋到了空中。”

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彼得搖搖頭，“我在聽，”他說。

“第三手術室，”柯法斯說，“一個小時後開始準備。”他掛斷了電話。彼得匆匆忙忙穿好衣服。

彼得知道，他不應該做這個，但是他情不自禁。在去往手術室的路上，他在急診中心停了下來，查看了旋轉紙架上的鋁筆記板。一個被窗戶的平板玻璃割傷的小夥子在縫傷口。另一個人摔斷了胳膊。刀傷。胃絞痛。啊——

恩佐·班德羅，十七歲。

為了拯救這個小孩，外科組已給他注射過多巴胺[2]，而且已經特意給他脫水，希望減少常見的與嚴重腦受傷有關的腦腫大。過量的多巴胺可能會損害心臟肌肉。

根據記錄，淩晨兩點十四分，醫生開始使他的身體脫水並且給他注射藥液。最新的記錄表明他的血壓依然過高——多巴胺的效果——但是應該很快會降下來。

彼得翻了翻記錄。

血清報告：恩佐沒得肝炎和艾滋病。血球計數及抽血檢驗看起來也不錯。

這是一個極好的器官捐獻者，彼得想。

悲劇還是喜劇？恩佐身體上的器官將會拯救六個人的生命。

瑪米柯尼會先取出心臟，需要三十分鐘的手術。然後是肝，要兩個小時的工作。接著，腎臟組會取出他的腎臟，又要一個小時的主刀。然後，角膜。最後，骨頭和其他組織。

不會有太多的東西留下埋葬。

“心臟將運往薩德伯裏[3]，”莎利說，“他們說，交叉匹配很成功。”

彼得把筆記板放回旋轉紙架，然後穿過了通向醫院其他部門的雙重門。去手術室有兩條同樣好的路線。他選擇了經過小禮拜堂的那一條。

他不信仰宗教。在他老家薩斯喀徹溫省的家人是加拿大白人中產階級清教徒。他最近的一次去教堂是參加一個婚禮，再上一次是參加葬禮。

從走廊上他能夠看見班德羅夫婦坐在中間的靠背長椅上。母親在輕聲哭泣，父親的一只手臂放在她肩上。父親的皮膚呈深棕褐色，穿著格子花呢的工作衫，上面還有水泥印跡。他可能是個砌磚匠。多倫多很多意大利人的後代都從事建築業。他們二戰後來到這裏，不會說英語，只有通過幹體力活使孩子的生活過得好一點。

但是現在，這個男人的孩子死了。

小禮拜堂在宗教派別上保持中立，但父親還是向上望，似乎可以見到禮拜堂墻上的十字架，看見耶穌吊在十字架上。他在胸前畫了個十字。

而在薩德伯裏的某個地方，彼得知道，一場慶祝活動正在進行著。心臟快要運到了，一個生命將得到拯救。那裏的某個地方充滿歡樂。

但不是這兒。

彼得沿著走廊繼續向前走。

彼得來到了凈化室。從一扇巨大的窗戶望過去，他能夠看到手術室。手術組的大多數成員已經準備就緒。恩佐的遺體已經被準備好：軀幹已經剃洗幹凈，塗了兩層鐵銹色的碘酒，外科整形後平放在手術台上。

彼得試圖看看在訓練時要求忽視的部位——捐獻人的臉。彼得看不清臉上太多的部位，因為恩佐的頭大部分都被一層薄薄的紗布包著，露出來的只有通風管。移植組刻意漠視捐獻人的身份，他們說這樣使手術更容易完成。彼得可能是惟一知道這男孩姓名的人。

手術室外有兩個凈化槽。彼得開始常規的長達八分鐘的擦洗消毒手和胳膊，水槽上的數字化計時器記錄擦洗消毒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