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腦電波受害者（第2/5頁）

會客廳中堂掛著一幅四尺宣的中國畫，畫的是三峽煙雨。前景兩江匯合，江面寬闊，白帆點點；背景山形奇崛，煙霧繚繞，氣勢非凡；畫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略偏左處，巨大的山體有一整面向裏凹了進去，像一張拉足了的弓，而那面山體上寸草不生，亂石滾滾，明顯是滑坡後的遺跡。因為這幅畫跟以前見到過的都不一樣，司空炬不由得看了一眼落款，只見上面寫著：“丁亥年何建軍作於舊金山都板街世界畫廊。”心中粗粗一算：2007年，也差不多是十來年前了。

房間中唯一有些不協調的，是三峽煙雨圖對面空墻上，那把孤零零的馬頭琴。

“王先生離國多年，還是未忘故土。”司空炬道。

“在洛杉磯住了快三十年，生活方式早就美國化了，但思維方式變不了。這個會客廳，也是這套房子裏唯一按照中國古典方式布置的房間。我老了，沒什麽事幹，除了睡覺，一天倒是有一大半時間待在這裏。”王是非呵呵一笑，“對了，不用那麽客氣稱呼我王先生，叫我軍師就可以了，這是我在內蒙古插隊時的綽號。在這邊，人們也這樣叫我。”軍師嘆息了一聲，“四十多年了啊。我今天請你到這裏來，就是想跟你聊聊我當年插隊當知青的事，不知司空博士有沒有興趣聽？”

說實在的，司空炬此時心裏只想知道融資到底有沒有著落，對於王是非的個人經歷並沒有興趣，更何況四十多年前的那些陳谷子爛芝麻。不過，現在是有求於人，也不得不做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

還是從“軍師”這個綽號說起吧。

我還在北京上中學時，就喜歡中國古代軍事史，傾慕衛青、霍去病等追匈奴至漠北的大英雄，也崇拜遊牧民族裏有經略大志的苻堅和戰神慕容垂等。《三國演義》裏面的兵家詭計和戰例我背得滾瓜爛熟，後來又托同學搞來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和《鬼谷子》等兵法書，一有時間就閱讀、揣摩。“軍師”的綽號，就是中學同學起的。

我父母都是大學老師，“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進了牛棚，20世紀60年代末又被下放到父親的老家山西農村，連戶口都注銷了。幸好我那時已經讀高一，能夠一個人生活了。

1970年，我高中畢業，在城裏待不下去了，當兵也無門。作為一個資深“狗崽子”，插隊當知青是唯一出路。我選擇了去內蒙古。說實話，我心裏並不悲哀，甚至有些竊喜。一是因為在北京飽受歧視，也沒什麽意思；二是我插隊的是生產建設兵團，有個“兵”字，好歹是個半軍事化單位，也許能實現我躍馬提槍的理想。

就這樣，我和四千多名北京學生一道來到了內蒙古大草原，成為生產建設兵團六師五十三團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賀斯格烏拉牧場的一名羊倌。

同來的很多同學都悄悄抹淚，而我最初的日子卻是快樂的，因為學會了騎馬。我騎在那匹高大威武的棗紅馬身上，手持套馬杆，把自己想象成騎在赤兔上的三國呂布。我有時突入羊群之中，將套馬杆亂舞一氣，眼前幻化出“三英戰呂布”的場面。跟《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不同，我這個呂布總是大勝而歸。

有時，我還會騎在我的赤兔身上，用套馬杆將羊群分成兩隊，教它們行兵布陣，驅趕一群羊向另一群羊進攻。我有時高興得哈哈大笑，有時也為羊們不懂兵法，不聽指揮，而只是四處亂竄，咩咩亂叫而氣惱。很多同學不適應大草原上的孤獨，於我而言，卻是求之不得。羊們不會歧視我，也沒有人發現我的胡鬧。

來內蒙古沒多久，我認識了烏仁哈沁。她是一個牧主的女兒，同樣處於被孤立的狀態，所以說我們的交往有一種同病相憐的因素。烏仁哈沁健康、豐滿，騎在馬上颯爽英姿，有著完全不同於漢族女子的風韻。我一有機會就去找她，陪她放牧，就這樣慢慢親密起來。烏仁哈沁，在蒙語裏是鴛鴦的意思，我們也真像一對鴛鴦，一有機會就待在一起。我倆躲在蒙古包後面親吻，在一望無際、了無人煙的草地上擁抱、打滾，在水汽升騰的地上瘋狂做愛，把大簇大簇人一般高的鮮花壓得七零八落，許下非汝不娶、非君不嫁的盟誓。

烏仁哈沁說喜歡我的知書識禮。躺在草原上，我給她講蒙古族和漢族的歷史故事，讀書給她聽。我從北京帶來了一只單簧管，也時常吹給她聽。我最喜歡吹的一首歌是斯蒂芬·柯林斯的《故鄉的親人》。

沿著那親愛的斯瓦尼河畔，千裏迢迢，在那裏有我故鄉的親人，我終日在想念……

我高中時物理成績很好，動手能力也不錯。利用趕集的日子，我到公社和東烏旗買齊了東西，自己裝了一部晶體管收音機。我時常帶著收音機去找烏仁哈沁，和她一起聽各種電台播放的歌曲，也聽新聞——蘇聯和蒙古國的漢語節目，也有中國台灣的廣播。我告訴烏仁哈沁，林彪背叛毛主席，出逃蘇聯，在溫都爾汗摔死了，那地方離我們五十三團並不遠，只有幾百千米。烏仁哈沁嚇得瑟瑟發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卻仰天大笑，豪氣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