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瘟疫時期的悠閑日常（一）（第2/3頁）

然後第二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朝他的盤子裏放上一小碗綠色的綠豆咖喱；

然後第三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朝他的盤子裏放上一杯白色的熱牛奶和一小碟方糖；

然後第四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朝他的盤子裏放上一碗黃色的雞肉咖喱；

然後第五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放上一個草編的小籃子，裏面是迷你尺寸的印度拋餅；

然後第六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應他的特別要求，放上刀叉（印度人一般直接用手吃飯）。

最後是第七個單手舉著大托盤的仆人過來，放上一只白色瓷碟，裏面是一只滋滋流油的滾燙煎蛋。

等到所有食物上完之後，八名仆人回到門口，整齊地站成一排，向王秋鞠躬致意。如果王秋沒有示意他們下去的話，他們就會畢恭畢敬地圍觀到王秋吃完為止，並且隨時準備滿足王秋的任何吩咐。

整個過程之中，八個仆人圍著王秋一個人轉，而且每個人都是那麽的彬彬有禮，每個動作都是那麽的一絲不苟、有板有眼，所有的刀叉餐具也都擦得鋥亮……簡直是王公貴族一般的排場。

當然，既然是王公貴族一般的排場，自然也要開出王公貴族一般的價碼——王秋在這個豪華套房裏每住一天就要支付五萬盧比，相當於五千人民幣……在中產白領平均月薪也不過兩萬盧比的印度，這個價位的奢侈享受，已經足以讓絕大多數人為止仰望了。不過王秋倒是不必在意這點小錢，反正都能報銷。

然而，盡管這裏的享受和裝潢宛如宮殿，但只要轉身一拉開窗簾，就能看見一排黑黢黢的低矮平房蔓延到天際——跟很多貧富懸殊的發展中國家一樣，這座位於佛門聖地的豪華酒店，也是一樣的內外兩重天，裏面是金碧輝煌的吊燈、地毯和高档家具，還有中央空調二十四小時提供的冷氣，恭謙伶俐的門童隨時等待著為你提行李按電梯，但外面一出門就是臭氣熏天的泥巴路，以及成群結隊的肮臟流浪漢。

此外，這座高档酒店還有更多的印度特色，給王秋印象最深的就是服務人員多得驚人，服務生、傭人、門童之類的數量，至少是中國同等級酒店的兩三倍。但與此同時，這些家夥也是“懶”得驚人：很多在中國只要一個員工可以搞定的小事，比如端茶送水擦桌子之類，在印度的酒店卻非得要三到五個人一起開工不可！他們會一個只負責端茶，一個只負責倒水，一個只擦桌子，還要算上旁邊一個發號施令的小領班！

其分工之刻板和瑣碎，足以讓在這方面聞名世界的日本人自愧不如——在他們的觀念裏，很多工作似乎是不能僭越的：你是煎雞蛋的，你就不能負責遞東西，哪怕你再閑而遞東西的人再忙，你也不會去隨手把手裏用臟的鍋遞給洗碗工。所以印度人常常做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也要動員一大堆人，而且一定其中有要一個是像領班那樣發令起頭的，否則大家就不知該如何是好了。其中最誇張的例子就是，當王秋想要向國內發傳真的時候，居然必須由堂裏一個領班代收，再傳給一個助理，助理再傳給去發傳真的門童。哪怕那個門童就站在王秋邊上，他也不會收王秋的傳真原件，而是把領班叫過來，重復一遍上述過程！

最開始的時候，王秋還以為這是某種為了保障就業而搞出來的笨辦法，就像前蘇聯晚期國企那種“你們假裝已經發了工資（配給制下的盧布什麽都買不到），我們假裝幹過活了”的情況一樣，只是感覺很囧而已。但接下來，在跟錢德拉·舒克拉先生閑談聊到這事的時候，他才得知，印度的高級酒店之所以需要那麽多的服務人員，並不是因為老板要裝逼浪費錢多雇人，而是因為一個別處沒有的隱晦概念：種姓！

在印度，所有的傭人都要根據其姓氏，非常嚴格地區分“工種”，不能亂了規矩。比方說，在印度的富人宅邸和專門招待富人的高級酒店，一般都雇傭最上等的婆羅門種姓廚師，因為富人自己往往也是婆羅門或刹帝利高種姓，只能吃由婆羅門做的食物。但是婆羅門廚師也是高貴之人，可以做飯，但要他幹端菜之類伺候人的“低賤”活兒就不行了，所以得要用低種姓的人當服務生。可即使是低種姓的印度人，一般也不願意幹打掃廁所之類更加低賤的活兒，所以還得找賤民來幹這事。由於每個工種都得找專門的人來幹，不能隨時互換，也不能讓員工一人身兼多職，或者在必要時頂班，結果就導致了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這還算輕的，在古代的時候，印度的傭人分工更細，甚至包括專門的管家、遛狗的、打獵時負責吆喝轟趕獵物的、熨衣服的、倒馬桶的、擡轎子的、負責背肥胖主人上樓梯的、給主人洗腳的、管理花園的、給主人趕蚊子的、負責喂養寵物的等等，而且每個“工種”都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可謂門類齊全。更要命的是，這個工種的名稱往往也是首陀羅或吠舍的姓氏，也就說是每個工種都是世襲的，互相不能幹涉。富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人伺候，並且嚴格符合“規矩”的話，就必須雇上極為誇張的一大幫人。結果有個特別講究的印度婆羅門富豪，甚至搞出了需要六百個仆人伺候他們一家六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