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章 秦始皇驅儒

就在山海城籌備爭鳴大會的時候，鹹陽城卻頒布了【驅儒令】。

秦始皇宣布，鹹陽城獨尊法制，凡儒生者，三日之內，必須離開鹹陽城，否則緝拿下獄，概不例外。

消息一出，天下嘩然。

秦始皇頒布的【驅儒令】，等若將儒法之爭推向高峰。

天下儒生，氣憤不已。

由【驅儒令】，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焚書坑儒”。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焚書和坑儒，是發生在不同時間點的兩件事。

一切，還得從秦始皇一統六國說起。

一統天下之後，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還在統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

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於占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於鞏固秦的統治。

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惡果。只有廢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禍亂。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

於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制。

時隔八年之後，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於鹹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一場關於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

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

在宴會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秦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於越針對周青臣的腴詞，提出了恢復分封制的主張。

淳於越說：“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秦始皇聽後不動聲色，把淳於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

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於越的觀點，反駁道：“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一可能遭到破壞。”

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民間醫藥蔔筮之書以及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

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

此即為“焚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

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後，十分怕死。在統一天下之後，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

方士侯生、盧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

侯生、盧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一人決斷，貪於權勢等等。

方士還言，長生非秦始皇所能修成，長生也非是小小丹藥所能達到。他們接近始皇，非要煉藥尋丹，乃是要傳《道經》於天下。

秦始皇知道後，惱羞成怒，認為方士們在耍弄自己。

於是先焚《道經》，後坑方士。

秦始皇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在都城進行追查，並親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活埋於鹹陽。

此即為“坑儒”，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焚書坑儒”的實質其實是一場統一思想的運動。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政治上，廢除了分封制，在全國範圍內施行郡縣制；在文化上，統一了文字，以小篆為標準的官用文字；在經濟領域內，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等。

這些措施都是國家大一統的基本要素，是國家暴力能夠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東西是國家強力機構很難駕馭的，特別是在秦朝初年，戰國時期剛結束，百家仍然在爭鳴中，思想領域內極度混亂；而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統一，最主要的條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而思想混亂是形成共同價值觀的大敵。

因此，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統措施還不行，最關鍵最長遠的統一要素是思想的統一，形成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念，才能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的統一措施有效。

當時最大兩種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

儒墨並稱顯學，但墨家更側重對農業方法的創新，種地務農。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觀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學思考。

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偏偏是新事務，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這些東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當時的六國貴族，也借著儒家的“克己復禮”，妄圖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從而取得失去的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