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第3/3頁）

那些天的感覺很容易就被忘記了，因為那被點燃的激情來自道義，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還記得坐在雷曼餐廳，感受到空氣中的脆弱；周圍飄浮著各種聲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覺，輕輕地觸碰，就可以讓整棟建築支離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紀較大的男研究生——他們冷酷、殘忍、高談闊論，不斷重復著那些關於革命的聳人聽聞的論調，企圖營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樣恐慌的氛圍，他們躲在角落裏，端著臟兮兮的咖啡杯，小聲地談論著槍支和坦克。年輕一點兒的學生膽子小，幾近歇斯底裏。他們總是一臉驚恐，發傳單，傳閱請願書時，手都在顫抖。有傳言說——後來被證實了——在档案裏發現了一些材料，它們燃燒起來，像沙漠風一樣席卷過每棟建築，沙沙作響，打破了等級組織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許多年齡大一點兒的人都知道，可他們隱藏了太久，安穩地藏在享有特權的屋墻內，以至於那些年，他們一直沒明白，權力不是你所擁有的，而是你享有權力的那些事物所賦予你的。那些和藹地、文質彬彬地默默管理著大學的白人男性，原來是不願認錯的性別歧視者和種族歧視者，他們對自己的權力抱有誤解，以為他們的權力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別人也不可能指控他們陰謀勾結，因為他們的勾結是潛意識層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對諾姆的困惑一樣：即便你指出來，他也不會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麽；即便這件事侮辱了你，讓你感到煩惱，他也不覺得他是錯的，還說那是“自然的”。對於這樣的人，你能怪他嗎？

對米拉而言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對那些年輕的學生來說並不是。從小他們就被教導，美國是一個民主、平等的地方，機會均等。盡管他們知道體制內有缺陷，也覺得會有好心人去修復。他們的上級、老師、院長和父母，都表現出善良的樣子。可私下裏，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裏，他們卻會寫檢舉信。他們不曾知道，不曾看見，震驚之余，他們才發現，都怪自己無知，輕易地被愚弄了。於是他們尖叫著、哭喊著四處奔走，顫抖不已。他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他們被教育的所謂完美理想的醜陋陰暗面，正是他們繼承而來的所謂抱負，這其實一直顯而易見，只不過他們沒有深想過。這種精英主義思維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們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被構建、被滿足的。安逸的代價原來是另一種奴役。這真是令人難堪。

他們試圖解決這一困境。他們堅持著理想和抱負，試著放棄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離開了學校，去流浪，住進公社裏，放棄了他們優越的家世。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人們議論紛紛，對此褒貶不一。他們說，如果你想改變什麽，就需要權力，貧窮無法作為權力的基礎。有人加入了激進群體，這些群體注定徒勞無功，它們不斷地分裂，徹底被聯邦調查局滲透，以至於最終只有幾個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員。他們中那些敏感的人無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純真，無法忍受負罪感和責任感——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為別人在挨餓”這一事實的代價。對於這樣的問題，幾乎沒有解決辦法，也沒有任何可供慰藉的東西。聖人可能會選擇讓自己挨餓，這樣別人就有吃的，可就算這樣也改變不了現狀。

但瓦爾認為那純粹是瞎說。她說，天真地想減少世界上的權力聯盟，就等於將一個政治問題轉變成形而上學的問題，好像默認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給越不足似的。但其實這不是必然的，還有別的選擇。假如人們不浪費糧食，假如他們肯放棄自己的三輛摩托雪橇和兩輛轎車的話——她曾遇到過一家四口有四輛轎車、四輛摩托雪橇。克拉麗莎同她爭辯道，除了靠專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強迫他們放棄那些呢？社會主義總是在理念上說得好聽，但實踐起來很糟糕。瓦爾說，不是這樣！我們之所以這樣想，只是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如果沒有社會主義，人民就會餓死，但看上去好像會壓制主動性、創造性和個性。在瑞典就不是這樣。爭論變得激烈起來。這個話題在爭論中開始，也在爭論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