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二章 龍場

眾人躬身送走皇帝，奉天殿內，內閣眾人將謄寫的廷論草稿遞給了戶部尚書夏原吉，交由他進行整理撰寫。

而這項工作，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講的話，跟給大行皇帝寫遺詔是一個性質……

總之，外面人能看到的、流傳在史書上的記錄的官方版本，都在夏原吉這支筆上了。

五軍都督府的四位國公和其余的五位尚書都離開了，除了姜星火、夏原吉，這裏只剩下了需要互相印證和解釋會議記錄的內閣“三楊”、胡廣、金幼孜等五人。

在夏原吉對比內閣材料進行整理的同時，姜星火也拿了杯茶水，坐在內閣眾人對面說道：“諸位，此番廷辯，不僅是對於大明經濟體制進行了一次革新性的更新，同時也對於大明未來十數年的發展，具有極為深遠的戰略意義，值得我輩銘記。”

說完，姜星火打量著內閣眾人的神色。

姜星火當然不是在呆著無聊說廢話，而是在嘗試了解大明初代內閣成員對於此事的態度，畢竟這些人，尤其是其中的“三楊”，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以後一定會成為大明的柱石。

內閣眾人也當然清楚國師不會無的放矢，不過胡廣這種墻頭草自然不會隨意表態，所以裝聾作啞也就不意外了。

而金幼孜背靠朱棣，他並不太想與姜星火有什麽交集，所以也沒說話。

楊士奇手裏收拾著筆墨，沉吟片刻後說道：“在下以為，此次廷辯確實值得銘記，主要依據除了對過去王安石變法的剖析、總結之外，最為關鍵的地方就是在於對大明未來形勢的預研與判斷。”

嗯，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楊士奇看似什麽都說了，實際什麽都沒說。

楊榮倒是果決敢言一點：“在下建議，這份廷論中，還是要加上‘四民皆本’，只不過不是在其他地方加，而是在舉例北宋經濟情況的地方加，並且要強調這一國策對北宋商業繁華的重要性……畢竟這條規定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促使大明能在未來十數年裏，盡全力推動商業發展的基石。”

楊榮這便是選了個看似很重要，實際上頗為無關痛癢的事情來表個態了。

不過姜星火倒也沒有說什麽，像是“三楊”這種傳統士大夫類型的治國人才，能讓他們意識到商業和商稅的重要性，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人腦袋裏的東西往往是最難改變的。

楊溥性格謹慎，思考了幾息，也贊許地說道：“勉仁所言有理，‘士農工商’到底是是要維持重農抑商，還是改走四民皆本，不好輕易下定論，必須要謹慎對待，但朝廷總得有個態度，並且要將這個態度傳達到各個衙門。”

這麽一圈下來，姜星火對於大名鼎鼎的“三楊”都是什麽性格、能力如何，也有了大約的評判。

怎麽說呢？也無怪乎永樂帝駕崩以後，大明歷經洪熙－宣德－正統三朝，越來越戰略收縮，越來越拉胯了……宣德二年廢交趾布政使司、宣德五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宣德九年內遷奴兒幹都司、正統五年舊港宣慰司易主。

永樂朝二十年對外擴張的成果，基本都在眼前的“三楊”手裏被廢了，華夏從走在地理大發現最前列，變為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

正如人生在關鍵時刻的選擇往往能影響人一輩子的命運一樣，對於國家來講同樣如此。

“三楊”固然讓大明休養生息、節省財政，固然讓大明海清河晏了二十年，可“三楊”下台後，大明也隨即到達了盛極而衰的時刻，並沒有逃脫走下坡路的命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姜星火覺得，既然前世的歷史上，由“三楊”這種文官士大夫集團的代表掌控下一個時代的朝政，得到的結果是如此，那還不如及早培養能把自己政策執行下去的人才。

雖然變法剛剛起步，但姜星火不誇張地說，確實已經在考慮以後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事情了。

這不是姜星火半場開香檳，而是確實值得考慮。

今年是永樂元年（1403年）如果按前世的歷史，永樂帝還能活二十一年，到了1424年，沒有意外致死的情況發生，姜星火也就才四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之時。

而姜星火與朱高熾、朱高煦是同齡人，甚至比“三楊”還要年輕，不誇張的說，姜星火只要能在大明的廟堂中始終站住腳，最起碼可以做到跟“三楊”一樣，把大明帶到原本土木堡之變（1449年）的時間節點，所以姜星火並不需要“三楊”來繼承他的政治理想。

姜星火需要的是在變法過程中培養出一批人才，然後把大明發展好，如果於謙能被他所教導、改造，那麽在第八世結束的時候，姜星火可以安心地把大明交給於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