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兩條都是死路，一條長一點，一條短一點（第2/3頁）

那天他不過是為了投石問路、找借口求見探皇帝口風，才冒險提前提出來的，壓根兒沒指望能被皇帝通過。

再次面君後，崇禎先簡單問了幾句“如果實施這項新政，能搞到多少錢”。

沈廷揚也只有如實回答：“陛下，厘金這項措施，名義上只是給與流賊或韃子接壤的州府的商旅，提供護航、盤查，才能征收的。

如果貿然要作為一般性的商稅征收，於祖宗之法無據，也會被天下士紳官僚抵制——我朝每年商稅才多少，之所以無法增加，都是因為從商者多有士紳背景。

而陛下之前加征三餉，主要是農民和貧苦之人承擔，這些人在朝中沒人為他們訴苦，所以三餉推行在官員層面阻力不大。

陛下要估算厘金之法推行後，能收上來多少錢，臣只敢以長江流域水路航運商旅，以及北方邊關為限，估個數字——

這兩個區域實施厘金後，按照往年鈔關過境貨物數量算，每過一省收取一厘（百分之一）盤查費，每年約能得……三四百萬兩。如果稅率繼續提高，或者是官軍水師提供護航，收費也等比漲價，則收入也能再漲數倍，但軍費成本也會暴漲。”

沈廷揚說的這個數字，基本上也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沈樹人之前跟他家書閑聊時，大致算了一下。

厘金這項制度，歷史上要到晚清、曾國藩為了對付太平軍，才搞出這個財源來編練湘軍、淮軍。最後也確實是靠著這筆錢，把太平軍幹掉了。

所以純粹從“不得罪農民又確保籌措出足夠的解決農民軍所需的軍費”方面來說，厘金確實是可以給一個王朝續命的，但副作用也很明顯。

清朝實施厘金後，到反攻太平天國的後期，厘金總收入達到了一年兩千多萬兩，跟明末三餉的總和差不多。厘金盤剝的是商人而三餉盤剝的是農民，清續命成功了明朝沒續上。

不過晚清時人口已經有三億多了，是如今大明的三倍，而且還是厘金稅率多次提高後才有的數字。如今開征厘金，除以三分之一再砍對半就差不多了，所以長江流域的新商業稅，也就三四百萬兩。

崇禎聽了這個數字後，也不算太歡欣。

畢竟去年開征的練餉就有七八百萬兩了，相當於厘金的兩倍。除非厘金提高稅率，否則是替代不了三餉的。

至於明朝原本的商稅……幾大鈔關每年從幾萬兩到十幾萬兩不等，加起來總和也不到一百萬，只能算是零花錢級別，明朝壓根兒就不靠商稅活。

崇禎反復思考之後，嘆了口氣：“那就說說厘金一旦實施，可能會出現的壞處吧——讓朕猜一猜，首當其沖的，是不是又會惹來如同當年對礦監、稅監的抵制那般，鬧得江南洶洶？”

崇禎是見識過他兄長末年、南方蘇州反抗魏忠賢稅監的破事的，也看過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

雖然他登基後，因為打擊魏忠賢，把那些當年反抗稅監的人洗白了。可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他內心其實也多次動搖過，很多問題都看明白了，懷念起那些稅監、礦監的好處。

只是礙於皇帝的面子，被清流架在“天子不可與民爭利”的道德綁架上，下不來台。

不過，沈廷揚的回答，卻讓他稍稍有些意外：

“陛下……如果實施得好，並且對試點範圍控制得當，厘金遇到的阻力，倒是可能比天啟年間派出礦監、稅監要小得多。但是，那會導致厘金有別的危害，不得不慮。”

崇禎眉毛一挑：“哦？如何能讓厘金少受阻力？別的危害又是什麽？”

沈廷揚一咬牙，把他之前跟兒子家書時討論過的細節，挑了幾點說了：

“天啟年間，南方士紳抵抗礦監、稅監，一方面是那些宦官確實搜刮無度，沒個章法。雖然也為朝廷擴充了財源，卻至少十之六七落入了奸宦及其黨羽手中。

而且商稅征收，歷來都是由朝廷統一調度，當時南方沒有賊亂，百姓士紳都覺得他們是在拿自己的銀子補貼北方人，故而怨恨。

如今形勢，比天啟年間又危急不少，南方也有了賊亂，藺養成部近在安慶、廬州，那已是南直隸地界，便是南京六部和蘇杭富庶之地的豪紳，都能感受到家園被威脅。

如果陛下加征新的商稅，能夠專款專用，用於圍剿南方的流賊。而把省出來的三餉、給北方戰事使用，那麽南方豪紳的抵觸自然會降低，畢竟這些錢是在保衛他們自己的家園，沒那麽抵觸了。

但是，這種措施的劣勢也很明顯，自宋朝以來，朝廷都要地方軍、財分離，防止出現唐時的藩鎮割據。

我朝雖然在地方上分了三使，軍事鎮守主官與財權握在不同的封疆大吏手中，可真到了戰事危急時，怕是還會出現強人獨斷專行。其中利害，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