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77章 三省六部，國朝豐碑（第2/3頁）

可是現在，戰爭所帶來的邊防環境的改變以及各種驚人的紅利擺在眼前，盡管各種數據還沒有一個準確的核算，但朝中輿論風向已經發生改變。

特別是一些少壯朝臣們，一個個打了雞血般紅著眼為朝廷挑選下一個討伐對象，各種相關奏書紛紛呈獻上來，大多勸諫朝廷不如趁著這一把氣勢，把仍然盤踞漠北的突厥默啜一起幹了。

中下層官員們暢想著強軍暴兵、四處出擊、飛龍騎臉，而上層官員們則就在考慮一個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那就是該要如何管理並監察如此驚人的財政變化。

大唐過往所施行的租庸調制以及各種雜稅課役，讓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多數都不能以直接的錢帛體現出來，所以事務可以分在諸司，分權加以管理。

可是現在，商業上的收入以及商稅激增，已經遠遠超過了原本的稅收形式，舊有的行政格局已經不再適用，新的管理方式該要如何組建，也已經迫在眉睫。

其實有關吏治與朝廷行政格局的改變，早在九月初的時候，諸司官長們已經在參與討論。只是這個議題過於宏大，遲遲沒有達成一個定論，僅僅只集中在聖人與諸在朝重臣們聞知，並沒有廣泛的征求意見。

李潼比較屬意行政、財政與軍事和監察權諸種分立的模式，但並不意味著他就對眼下的三省六部制度持否定態度。或者說他本人也存在著眾多的疑慮，不清楚何種制度模式才最適應當下的開元新世。

講到三省六部制度的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插手說上幾句，或許褒貶不一。

但拋開各種刁鉆的角度不談，三省六部制度就是古典制度演變的集大成之作，匯總歷代前人智慧之結晶，足以為後世各類演變之參考，是華夏文明制度探索的豐碑，擁有著超越時代的智慧總結。

特別這當中分權與制衡、程序與責任，哪怕在後世民權增長的民主時代，三省六部制度所蘊含的博弈思維，對政府行政組織職權劃分與運作仍有極高的指導價值。

後世不乏好為人師者，以三省六部是為封建帝制服務、非為民主服務，從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揚某一制度優越性，這也是狗糧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組成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其組織管理以制度體現出來。

小而言之，制度是權力與勢力的對抗，權力是制度賦予的能力，勢力則是不能進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個體的武力、人脈以及對各種社會資源非常規的占有。

廣而言之，制度是公心與私欲的博弈，對秩序的守護和利己主義的抗衡與妥協。

三省六部之所偉大，在於這一套制度有著極為完善的權力分配系統，同時又保證了制衡與博弈的程序空間，組織內部環環相扣，各自發揮又互相鉗制，並不存在某一環節的獨大與霸權。

從這一點而言，華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種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是由人創造出來，約束人的行為且由人所執行的準則。且不同的制度一旦執行起來，便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詳，這是它的優點，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其內部環環相扣的結構想要完全發揮作用，就要確保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而彼此間的制衡過於細致，由此產生出來的摩擦與掣肘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這些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內耗，有時候甚至遠遠超過制度運行所帶來的收益與回報。

像後世某一政權制度頗多擁躉信徒，方方面面論證其優越性，唯獨不言這套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沒有足夠的補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說圈養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執行時期卻並不長久。

尤其是在中古時代的背景下，過於完善的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種自我限制，並不能適應國力增長與擴張所帶來的新的變量，對於志向雄大又有足夠執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難忍受繁瑣的程序過程。

因此早在貞觀時期開始，作為最高決策層面的三省便發生了改變。

到了開元年間，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不是將簡單的中書、門下兩省合兵，而是中書門下這個機構直接淩駕三省之上，三省職權合歸於一。

李潼並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臨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對三省職權的淩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連政事堂都淪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決策機構，宰相們少有相坐論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執行，對於聖人的制約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