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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不是中村。東京的檢測報告送達曼谷地堡時，這個消息並沒有讓人吃驚。

從收到神秘郵件開始，宋漢城一直就有某種說不清楚的直覺：郵件、手稿片段、與J博士的談話，等等，都留下了線索和提示，中村似乎早就預見到了當前所發生的事件。他已提前設計了一個應急程序，而宋漢城成了這個程序中的角色扮演者。隨著越來越多的事實不斷浮出水面，這個感覺越發強烈了。

除非真相與這個固執的日本人一同被人為地從這個世界上抹去。

必須盡快找到他，如此，被遮蔽的歷史才不會再次沉入幽暗的虛空之中。探究歷史原貌的終極意義，一切學問的意義，可不僅僅為了填補我們記憶的缺失，它們還將賦予我們一種獨特的能力——自省和洞察的能力。

入口就是Ravanna——那個出現在神秘郵件和地堡中，暗示了石板經文的存在的神秘難解的符號。中村仿佛正站在這個符號後面，如同兩人在玩五秒交叉問答遊戲時一樣，正驕傲地眯起眼睛看著他，挑戰著他的判斷力。

這次可不是酒醉過後的遊戲了。

我會解開你的謎底的。我知道你的慣用招數。不過，這次出的題目，除了有保護石板經文的目的，也是為了讓我們循著線索找到你吧。

必然如此。

中央數據中心的計算終端根據宋漢城和沙地兩人擬定的搜索框架正快速過濾著資料，雖然它們無法分析出目前中村的下落，卻能描繪出一幅清晰的全景圖，讓所有冒出地表的跡象無所遁形。

在動身前往東京前，宋漢城他們再次修改了搜索框架，重新對關鍵詞進行了排序，手頭總算得到了一份索引表和摘引文件。

這份文件基本匯集了與早期佛教文物有關的各種情報。工作人員按照搜索框架的編目，初步制作出了一份關於文物發掘、館藏文物清單、論文與出版物、收藏者和文物走私嫌疑人、國際拍賣市場與地下黑市交易的分類報告。

在特別整理出的學者名單中，中村的熟人們也名列其中，包括了J博士、宋漢城、沙地。而中村在手稿中提到的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者的名單，是他們迄今為止所看到的最完整的一份。這份資料竟有數百頁之厚：涉及的日本佛教學者有千名之多，日本學界、佛教界在此領域的著力之深可見一斑，在東亞各國中幾乎無出其右者。“二戰”後，日本廢止了一八九九年頒布的“宗教教育禁止令”，由此所創造的開放的學術環境，加之明治以來歷代學者的卓越建樹，使得日本儼然已成為佛學研究的重鎮。其佛教學者的足跡幾乎遍布世界各個知名的大學學府和研究機構，並且湧現出了如高楠順次郎、南條文雄、宇井伯壽、鈴木大拙、中村元、平川彰、高崎直道等一大批融匯了西方學術訓練與東方哲學思辨的學者，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宋漢城與沙地仔細翻閱著這份資料。學術研究素來與情報資料的完整掌握息息相關。眼下，為尋找中村而展開的情報分析，奇妙地與他們的分內工作合二為一了。

突然，宋漢城的眼前一亮。在戰前佛教學者的名單中赫然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名字：

高木繁護——戰前師從宇井伯壽，後在駒澤、東京帝國等數所大學的佛教研究所就職，“二戰”結束前在東南亞的一次考察中失蹤，失蹤時間不詳。高木這個名字及其頗為特殊的經歷，不禁讓人浮想聯翩。這是偶然的巧合麽？

其後的名單中出現了另一個名字：中村增造。

宋漢城和沙地可以確定，中村增造就是中村佑行的父親，中村曾提及自己的父親也是佛教學者。資料顯示，中村增造畢業後曾擔任過高木繁護的助手，戰時入伍，服役地點不詳。戰敗後，他回到早稻田任教，直至病逝。

他們兩人的著述，大多是宗教史與佛教史的教材編撰或是與日本佛教宗派研究有關的論文。高木繁護早年就是從曹洞宗創辦的駒澤大學畢業，走上學術道路的。這份資料並未明確提及兩人曾涉足早期佛教的研究（但不能排除被遺漏或忽視的可能性）。從學術貢獻程度而言，他們都屬於日本大學機構中典型的授課型學者，並未在國際佛教學術界造成什麽深遠影響。

失蹤的高木繁護是高木家族的一員麽？這得到了東京後問過高木直子才能確定。無論如何，這兩個學者的名字非常耐人尋味。這兩人在“二戰”中的經歷也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想到這裏，中村佑行會選擇比較宗教學這個冷門專業並如此執著鉆研早期佛教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個邏輯鏈環已然浮現出來。

六十多年前，高木繁護同樣也在東南亞的叢林裏失蹤了，這純屬巧合，還是命運的無心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