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Dad

父親

“你們已經離婚了？！”李孜吃驚地叫起來。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Esther答得極其冷靜，“我沒簽字，Han被捕之後，我把他簽過字的協議書都撕了。”

“你還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沒把Lance的事情說出來？”李孜看著她問。

“我覺得自己不能在這種情況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說出來，他就永遠不會原諒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們是怎麽看我的，我蠢得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錯。”

“追究是誰的錯一點意義也沒有。”李孜揉了揉額頭，“你跟Osler的關系只能讓陪審團對他的證詞產生懷疑，要讓Han脫罪還遠遠不夠。”

憑借Esther的證詞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賬單應該可以證明她和Osler之間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於Han的證詞基本上不會被陪審團采信。但Ward和李孜還是花了許多時間去權衡，在打出這張“通奸牌”之後，是申請延期審理，還是提出直接裁決動議，要求法官認定起訴方沒有出示能證明Han有預謀的證據，停止審判並宣告被告人無罪。但Ward是刑事案審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數案件中，這種辯護動議就如其他許多辯護方常規提出的動議一樣，基本上都被“常規地”拒絕了。如果到時候沒能得到法官批準，庭審進入辯方舉證階段，僅憑他們手上幾乎等於無的證據，局面又將陷入被動。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決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審理的申請。雖然除了Osler這個人證，控方手裏還握有其他幾項有力的證據，但Han受到的是謀殺指控，證明其預謀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這張“通奸牌”打出來，檢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去找其他的人證，比如那幾個法國店員。在這樣的情況下，檢方也就不會反對他們的申請，舉證程序終結的日期還會往後拖。他們爭取到了更多時間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鑿鑿地證明Han無辜的證據，這仍舊是贏得這場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開庭的前一天，Han的父親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頓聽審，Ward安排了他們上庭，除此之外，還有Han的幾個鄰居、同學、同事也會出庭作證，但都只是問一些極其家常的問題，以證明Han平常是怎麽樣一個人。李孜知道，這都是聊勝於無的伎倆，他們手裏的籌碼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證詞，Han的父親提出來要跟李孜談談。不知道為什麽，面前這個年近六十花白頭發的男人，讓李孜想起自己的父親來，她努力甩開那些無謂的念頭，擺出職業的態度。

“我很高興聽說Han終於願意開口跟人談談發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謝，“要知道不管是對心理醫生、警察，還是之前的那些律師，他幾乎什麽都不說，他似乎已經放棄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讓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當地提醒道：“我們現在仍舊沒有多少有利的證據。”

Yuan先生說他也明白的，又絮絮地跟李孜說起那些過去的事情。李孜覺得有些意外，因為她曾聽Esther一再地說過，Han的父親是那樣一個極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時候是個很好的孩子，和氣，有些靦腆。”Yuan先生這樣告訴李孜，“也很勇敢，他母親出事的那天，在場的警察和急救醫生都是這麽說的。他們乘坐的車子撞在高速公路隔離欄上發生了側翻，車禍當時他坐在後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還是解開安全帶爬到前排，救護車到達之前，他一直試圖合上她身上的傷口，不讓血湧出來，一直跟她講話。那個時候，他還不滿十一歲。”

“Han跟我提起過那次車禍，但只是只言片語。”李孜回憶道，“他說銀山醫院的醫生認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夢都是因為幸存的內疚引起的。”

Yuan先生點點頭，說：“我們那個時候住在普林斯頓，為了讓Han在曼哈頓學跳舞，我妻子每天都開車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二十英裏的路程。別人都說她瘋了，但Han想去，而且很有天賦，所以她也就堅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氣很糟，高速公路上結了冰，她工作得太累了……”他哭起來，逐漸泣不成聲。

李孜從沒見過一個男人哭成這個樣子，不知道該怎麽辦，只能說些安慰的話：“那不是任何人的錯，只是一次事故。”

“對，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淚，“但Russell那個時候還很小，對Han說過一些很殘酷的話，說是他害死了媽媽，如果他不去曼哈頓上芭蕾學校，媽媽就不會遇上車禍。我在這件事情上處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說那樣的話，從來沒有好好地跟他們談過。後來Han之所以變成這樣，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責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責任。他們的母親去世之後，我只是養活了他們，沒能盡到父親的責任。我曾經以為自己已經做得夠多夠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據，都讓他們吃飽穿暖，有書讀，生日有蛋糕，也吹蠟燭，甚至還留著每一年的錄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歲生日時的錄影，他站在鏡頭前面，我拿著攝像機對他說，這是你十一歲的生日，說些什麽吧。我從沒意識到自己當時的語氣是那麽冷淡，而他裝作不在乎的樣子，對著鏡頭說謝謝爸爸，還希望自己快些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