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蕾切爾說得對，我的確有恐飛症，甚至在“9·11”之前就有，一直如此。這次回家，我硬撐著，盡量顯得若無其事；但飛機途中因為貼近雷暴而反復顛簸，並且從另一場雷暴中穿過，在 奧黑爾1 著陸時，我就像一堆顫抖的果凍。不過，我這樣子比起飛離芝加哥那次的情況還要好些。

走進前門時，我絆倒在了蕾切爾的提包上——她已經在打電話了，播放的最新專輯音量開到了最大。我把大包小包拽進了屋子，這一次我可不在乎什麽地毯上的汙跡、墻上的裂紋，以及所有的缺陷和不完美之處了。這是一處位於芝加哥北岸的普通三居室住房，離婚以後我想方設法保住了它，看來我得在此終老一生啰；搬家？那花費太大了。今晚終於平安到家，真是謝天謝地。

我把臟衣服堆放在了地下室，然後上樓到了工作間。這裏以前是客房，巴裏搬出去以後，就把它做了工作間。電腦、掃描儀和打印機就占了大部分空間，但我去年買了一把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椅子，下載郵件時就可以愜意地轉來轉去。若有新信息，總是伴隨著點擊聲、鈴聲或藍色光條，好愜意！網絡空間的這個小小角落，一切都這麽溫馨舒適。但過去並非一直如此。

清除垃圾郵件以後，剩下的只有幾封，而且都非急件，於是我就去打開行李包。翻查那個身兼公文包與小件行李箱二職的帆布包時，發現了昨天那份《芝加哥論壇報》，正好在登載姜尼·桑托羅照片的那一頁折疊著。我再次細看這張照片，依然是那種相同的熟悉感。

找到一個新聞數據庫，鍵入桑托羅的名字；幾秒鐘以後，就跳出來十幾篇文章。我開始瀏覽這些文章。桑托羅被控謀殺了瑪麗·喬·博賽尼克，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夜校放學以後，瑪麗·喬就去湖濱客棧與桑托羅相會；湖濱客棧是芝加哥東南邊的一家酒吧，但桑托羅遲到兩個小時。一陣激烈爭吵之後，兩人怒氣沖沖地離開了那裏。

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發現了瑪麗·喬的屍體，離桑托羅的雪佛蘭轎車只有幾英尺遠，轎車位於卡柳梅特公園的船舶下水處。她生前慘遭暴打，頭部中了兩槍。顯然她曾竭力反抗，指甲縫裏殘留著桑托羅皮膚的碎屑。第三天，桑托羅就在碼頭被捕，他是那兒的裝卸工。

我向後靠在椅背上。芝加哥已經沒什麽碼頭生活了——至少比不上紐瓦克2 、休斯頓3 或新奧爾良4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無數的船只往返於五大湖區，但從那以後航運就日漸萎縮。一個原因是鐵路和公路運輸的競爭，另一個原因是出現了更大、更有效率的貨輪。氣候也是一個原因。盡管他們確實對一個終年作業的碼頭進行疏浚，連接芝加哥與大西洋的聖勞倫斯航道5 每年的通航期也只有九個月。

剩下那丁點兒船運量主要是鋼材及鋼鐵產品，集中於卡柳梅特港，離卡柳梅特公園不遠。難得有輪船停靠的時候，裝卸工在水濱倉庫前排成長隊開始一天的勞動，他們這種日子已經延續了40年。大多數碼頭工人都早已過了身強力壯的年紀，只是單靠一點微薄的養老金吃不飽，被迫出來找活幹，找到什麽就幹什麽。不過也有一些年輕人在那裏尋活兒幹，警方就是在那兒找到桑托羅的；他當時站在早晨的寒氣裏跺著腳，期盼著能找到什麽活兒幹上幾個小時。

窗外是小小的房前庭院；我看著院中那顆皂莢樹。微風陣陣，月華如水，樹葉輕舞，銀光閃爍。遠處傳來大雁的哀鳴，但又不知來自何處。

桑托羅可能是一個碼頭混混，但這並不能解釋我為何會認識他。我關了電腦，進了臥室。

蕾切爾已經睡了，但我依然極其興奮。我打開電視，剛好播放著英格瑪·伯格曼6 的《野草莓》7 結尾部分。表面上看，是一個教授遭遇生活空虛，實際上，這是拍得最好的意識流8 影片之一：木板封住窗戶、時鐘沒有指針、棺材滑出靈車、死屍伸出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手。

好吧。伯格曼的作品可說不上溫馨，但你還能指望一個瑞典人怎麽樣？他的作品現在看來甚至有些程式化，但那是因為全世界的電影人都模仿他的模式，模仿他運用光與影的手法，模仿他鏡頭移動的細微區別，模仿他賦予人物鮮明個性的那些簡單而恰到好處的動作。我為了謀生拍的那些片子，只能算是技術上的熟練工，也可能拍出一些精彩或流暢的鏡頭，但沒有傾注我的感情，更談不上形式與功能的和諧統一。而伯格曼的棄置鏡頭也是藝術作品。

盡管影片很精彩，我的眼皮卻還是開始打架。好幾次強令它們睜開，結果實在撐不住，只好關掉電視，鉆進了被窩裏——突然坐直了身子，盡管一片漆黑！水濱。夜間。棄置鏡頭。我突然記起是在何處撞見姜尼·桑托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