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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長峰先生嗎？繪摩小姐是被菅野快兒和伴崎敦也兩人殺害的。這不是惡作劇電話。我再說一次，殺繪摩小姐的兇手是名叫菅野快兒和伴崎敦也的男孩……”

說話者好像是用手帕之類的東西捂住了嘴，聲音才會聽不清楚。是男人的聲音，但很難推測出年齡。

此人慢慢說出伴崎敦也的住址後，又接著說道：“伴崎敦也把鑰匙藏在門上的信箱內側。用那把鑰匙進入房間後，應該就可以找到證據，像是錄像帶之類的。我再重復一次，這不是惡作劇，都是真的，請通知警察。”

留言就是這樣。

長峰一陣茫然。他盯著電話，無法動彈。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是誰打來的？

他試著查了來電記錄。好像是用公用電話打來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多。

他的第一個想法是，莫非是惡作劇電話？但來電者說了兩次“這不是惡作劇”。當然，不能因此就盲信，但要刻意放棄這條線索嗎？

而且最關鍵的是惡作劇電話不可能打到這裏。不管是傳單還是廣告牌上，都沒有寫長峰家的電話號碼。

對了，他為什麽會打到這裏來呢？他怎麽會知道這裏的電話號碼？

長峰的腦海裏閃過一個念頭。繪摩帶著手機，卻下落不明。那部手機存有家裏的電話號碼。

不太可能是兇手打來的。會不會是兇手身邊的人查過繪摩的手機，才打到了這裏？

長峰覺得襪子好像碰到了什麽東西，便看向腳邊。是一攤圓形水跡。仔細一瞧，原來是從右腋下滴落的汗水。

他拿起便箋紙和圓珠筆，然後再次播放留言。

飛快地記下菅野快兒和伴崎敦也的姓名及住址後，他拿著便箋紙回到沙發邊，另一只手握著電話。

應該打電話給警方，他想。雖不知道這是不是惡作劇，還是必須先通報一下。他們大概會立刻去這個住址，確認是否真有叫這個名字的人存在。如果有，應該會接著調查其是否和此案有關。對他們來說，這輕而易舉。

如果不是惡作劇，案情就會急轉，就可以破案了。兇手應該會被逮捕吧？密報者的真正身份也一定會揭曉。這正是案發以來長峰日夜企盼的結果。他腦中只有這件事。

應該通知警方。

長峰掏了掏脫下來的外套的內袋。裏面放著皮夾，內有一張名片，那是久冢警部的名片。“有任何事，請打電話給我。”久冢這麽告訴他，還將調查總部的電話號碼用圓珠筆寫在了上面。

他照著那個號碼按著電話的數字鍵，接著，只要再按下通話鍵就可以。

但他就是無法按下。他將電話放到桌上，嘆了口氣。

電視正在轉播足球賽。長峰茫然地看著。解說員正針對一名球員的表現發牢騷，如“希望他能放開一點，他還很年輕，教練會忽略他的一些小失誤”雲雲。

長峰拿起遙控器，將電視關掉。

幾天前他從新聞中得知了一些事情。有人目擊到可疑車輛，像是舊款轎車，聽說上面坐了兩三名年輕人。

這些人不一定就是擄走繪摩的兇手。可如果是，會怎樣呢？要是那些渾蛋未成年怎麽辦？喝了酒？服用了興奮劑？如果他們的精神狀態不正常呢？

過去發生的幾起不合理的案件在長峰腦海中蘇醒。兇手並非每次都會被判死刑，不判死刑的案例反而更多。如果兇手未成年，甚至連姓名都不會公布，更不可能判什麽死刑。

少年法並非為被害人而制定，也不是用來防止犯罪，而是以少年犯罪為前提，為了拯救他們而存在的。從這些法律條文中無法看見被害人的悲傷與不甘，只有無視現狀的虛幻道德觀而已。

另外，長峰對於案發以來警察的處理方式也有不滿。

根本沒人告訴他目前案子處理到什麽程度。就以有人目擊到可疑車輛一事為例，長峰若沒看新聞，根本不會知道。關於這一點，警方也沒告訴他究竟掌握了多少新物證。

這個密報電話應該通知警察，警察也會有所行動，但恐怕不會將他們的行動內容告知長峰。就算抓到了兇手，警察多半也不會告訴他詳細經過。長峰甚至懷疑自己能否見上兇手一面。接著，兇手會在長峰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送法庭審理，然後法庭再塞給被害人家屬一個難以理解的理由，輕判兇手。

長峰站起來，拿起放在電視櫃上的地圖冊，回到沙發上，試著尋找剛才記下的地址。

找到了！

密報者說的地址不是虛構的，連巷弄門牌號碼都真的存在。自然，這不表示那裏就有密報者所說的公寓，以及住著一個叫伴崎敦也的人。

長峰拿起無繩電話，液晶屏幕上仍顯示著警察局的電話號碼。他先刪除，再從外套口袋中拿出手機，從號碼簿裏搜尋到公司主管的電話，用無繩電話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