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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倒黴的時刻，修士先生忽然靈光一閃，驚恐地低聲告訴我們，他想起主教大人喜愛收藏價值連城的刺繡藝術品。我們這才意識到自己盯著的碎綢布並非沙發或窗簾的碎片，也不是哪位教士的錦衣華服，而是哥白林掛毯88上的碎綢。修士找了個借口，溜得無影無蹤。

現在場景切換到肯特郡的古鎮拉伊，那兒有一對姓奎爾的姐妹經營著織補掛毯的生意。幸運的是——或者說，拜英國社會關系不可避免的規律所賜——姐妹倆的哥哥亨利曾是情報部的成員，現已退休。情報部費盡周折找到了亨利，姐妹倆被從床上薅起來，皇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風馳電掣地把她們送到羅馬的軍用機場，再由一輛汽車飛速送到我們身邊。接著蒙蒂鎮定自若地轉回房子前面扔了顆煙霧彈，清空了半個梵蒂岡城，為我們這支力量有所壯大的小隊爭取到了絕處逢生的四個小時，好溜進被監聽的會見室善後。到那天下午三點鐘左右，哥白林掛毯已織補得像模像樣，竊聽器的探頭也安放得非常妥帖。

這會兒，場景又切換到了我們的梵蒂岡主人舉辦的盛大晚宴。瑞士衛兵們不怒自威地戳在門口。蒙蒂脖子裏掖著白色的餐巾，坐在態度安詳的奎爾姐妹倆中間，一邊拿面包蘸盤子裏剩下的一點奶油通心粉，一邊跟她們大談女兒在馬術學校取得的最新成就。

“羅西，說了你肯定不知道，嗨，你怎麽可能知道呢，在整個南克洛伊登，像我的小貝基這麽大的小孩，就屬她那雙手最巧——”

蒙蒂的話戛然而止。他在看我遞給他的便條，那是由羅馬站的送信人親自交到我手裏來的：圓場秘密行動組組長比爾·海頓已承認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間諜。

有時候我會想，比爾永遠地偷走了我們共同擁有的輕松心情，也許這才是他犯下的最大罪行。

回到倫敦時我被告知，如果再有別的情況需要告知，自然會有人告知我。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人事組通知說我被定為“半音喪鐘”。這是圓場內部的行話，意思是“僅可派駐到友好國家”。這就好比是對我說，後半生我都得在輪椅上度過。我沒犯任何錯誤，沒幹過任何不光彩的事——實際情況恰恰與此相反。可在我們這個行當裏，掩護身份是最寶貴的，而我的身份已經暴露。

我收拾好辦公桌，給自己放了一天假。我開車去了鄉下，一路上怎麽去的都不記得了。不過我記得自己在薩塞克斯山丘89下車走了一會兒，那兒鯨魚背似的白堊巖山下方就是五百英尺高的懸崖。

又過了一個月，我知道了對我的判決結果。“恐怕你又得去應付那些流亡者了，”人事組的頭兒帶著司空見慣的厭惡態度說道，“還是德國。和以前一樣，津貼還是很不錯的，去滑滑雪也不賴，只要你上得足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