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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會是出於什麽原因？”他接著問道，從眼鏡上方能看到他帶著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會是因為我自己想去。誰都希望能有機會去柏林。那兒可是前線。”

“他就這麽失蹤了。”史邁利解釋說。他往後靠著，似乎閉上了眼睛。“我們不會對你有任何隱瞞。我把我們知道的情況都告訴你。上個星期四，他越境到東柏林去見他的情報組長，一位名叫漢斯·塞德爾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報》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單獨和他見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級是哈格蒂。你認識哈格蒂嗎？”

“不認識。”

“聽說過他嗎？”

“沒有。”

“本從來沒和你提起過他？”

“沒有。我已經跟你說了。我從沒聽說過他的名字。”

“請原諒。有時候同一個答案在不同的語境裏會有不同的含義，要是你明白的話。”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僅次於站長的二號人物。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嗎？”

“據我所知沒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場舞就知道了，姑娘們都圍著他轉。”

“跳過舞之後呢？”

“他沒吹噓過。他從來不吹這個。即使他跟她們上了床，也不會到處說。他不是那種人。”

“聽說你和本休假時都一起去。你們會到哪兒去玩？”

“特威肯納姆30。羅德板球場。釣釣魚。大部分時間我們會跟對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為什麽，史邁利的話讓我覺得心驚膽戰。也許是因為我太擔心本了，什麽都讓我感到害怕。我越來越感覺到，史邁利認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盡管現在我們都還不知道究竟是什麽。他講述事件的時候就像是在梳理證據。

“首先是威利斯，”他說道，仿佛我們正在追蹤一條模糊難辨的線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長，他負責全面指揮。接下來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級外勤情報官員，也是本的頂頭上司。哈格蒂負責塞德爾情報網的日常維護工作。這個網絡有十二名情報員——應該說是曾經有——九個男的，三個女的。像這種規模的地下網絡，通訊聯絡部分依靠無線電，部分依靠密寫，需要一個最起碼人數相當的後方隊伍來保障，而且我說的還不包括對情報進行評估和分發。”

“我知道。”

“這我相信，不過我還是得跟你說一遍，”他繼續不緊不慢地說道，“然後你可以幫我補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這個人很強勢。他是北愛爾蘭人。不當班的時候，他愛喝酒，吵吵鬧鬧，惹人討厭。可一旦工作起來，他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是個很盡責的情報官員，記憶力超群。你確定本從來沒和你提起過他？”

“我都告訴過你了。沒有。”

我沒想要把話說得如此強硬。如果你不斷地否認一件事，反而會讓別人覺得你是個騙子，即使你自己都會動搖，這總有些不可思議。當然，史邁利現在利用的恰恰是這一點，他想讓隱藏在我內心深處的秘密浮出水面。

“沒錯，嗯，你確實說過沒有，”他說話時還是那麽彬彬有禮，“我也確實聽到你說沒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沒有幫你回憶起來點什麽。”

“沒有。”

“哈格蒂和塞德爾是朋友，”他繼續說道，語速甚至比剛才還要慢，“就工作性質所能允許的程度而言，他們是親密的朋友。戰爭期間塞德爾在英國被俘，哈格蒂則是在德國。1944年塞德爾在賽倫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農莊勞動，當時英國對德國戰俘的管理普遍比較寬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國鄉村姑娘。戰俘營裏的警衛會特意給塞德爾在大門外留一輛自行車，車把上還搭著一件軍大衣，好讓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號吹響的時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衛就睜只眼閉只眼。塞德爾一直對英國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時候，塞德爾的警衛和其他戰俘還參加了洗禮儀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國人最高貴的一面。不過，這個故事有沒有讓你想起來什麽？”

“怎麽可能？你說的是一個情報員啊！”

“已經暴露的情報員。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國戰俘營裏的經歷可沒那麽令人振奮了。我們不說這個。1948年，名義上在管制委員會32工作的哈格蒂在漢諾威的一家酒吧裏碰到了塞德爾。哈格蒂招募了塞德爾，又把他派回東德，回到他的故鄉萊比錫。從那以後哈格蒂一直指揮著塞德爾。過去十五年來，他們倆的友誼始終是維系柏林站的關鍵因素。上周塞德爾被捕，當時他已經成了東德外交部的第四號人物。他曾出任東德駐哈瓦那大使。但你從來都沒聽說過他。誰都沒跟你提起過他。本沒有。其他人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