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柏林諜影》是我的第三本書，它改變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該書的寫作實際上是偷偷進行的，直到書籍得以付梓。當時我還在從事秘密工作，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該書出版後，以往那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永遠離我而去。無論我怎樣努力，譬如全家隱居到希臘的一個僻靜小島上，都再難回到以前。可以說，《柏林諜影》是我在不顯山露水的情況下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無論利弊，我的寫作生活自此都將公開進行了。對出版業來說，今後也不會再有所謂的“小”勒卡雷書付印，因為匿名出書畢竟是所有稱職藝術家所愛恨參半的非正常活動。

該書大約在五六周的時間內寫完，非常地匆忙。那時我在柯尼希斯溫特區的英國大使館工作，利用早上的點滴時間和工作間隙進行寫作。甚至在萊茵河汽車輪渡上，我也在汽車方向盤上寫一會兒。有時候阿登納總理的防彈大奔馳車（要麽是寶馬車？）就停在我旁邊，我曾看著他邁著穩重的步伐走向辦公樓。當我報告說他目前所讀的報紙種類時，外文部新聞司裏總會一片嘩然，英國大使館的新聞處總是輕率地斷言，是哪個主要撰稿人在影響著這位偉大的人物。我對此表示懷疑，事實上早就沒有什麽人能對他施加影響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對，他有時會對坐在掛外交牌照小車裏的我報以微笑。但那時的他身負重任，很少會表現出常人那樣的神態。

我那時去柏林當然是因為柏林墻，我從波恩飛到柏林，看著柏林墻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館同事，看著那些人正保衛著克裏姆林宮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還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臉的傻笑，而實際上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有那樣的表情，我只有在最嚴肅的時刻才會一臉傷感地傻笑。當然對那種景象根本就沒有必要做這樣的反應，我只是覺得厭惡和恐懼，這也是柏林墻帶給我的感覺—柏林墻是意識形態瘋狂的完美象征，是這種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們太容易忘卻恐懼。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溫特區的住所裏聽到要修建柏林墻的新聞的，那時有工人正在給我住所的餐廳粉刷。勤懇的德國工人默默地將刷子洗幹凈後，像個好男人一樣下班回家。我們那時在大使館的保密室裏討論過撤退計劃。可當世界末日就要來臨時，哪裏會有藏身之處？在查理檢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裏德裏希大街檢查站，美國和蘇聯集團的坦克在一百碼的狹長地帶對峙著，相互瞄準著。雙方時不時開動戰車，好像熱車後就沖向對方一樣。實際上他們所做的，只是一場心理戰，就像拳擊惡戰前的心理較量。柏林墻那邊，美國、法國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為竊聽而被抓。據我所知，他們都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抓的，現在他們也只能為自己的失敗而後悔了。自那以後，許多特工轉行，有些潛入了地下。潛伏下來的特工只能用秘密電台聯絡，或者啟用應急的約定密寫方法。有了柏林墻，間諜工作變得更加的隱秘，更加的危險，更加的復雜，當然參與的人也更多。那些潛伏在西德的蘇聯間諜，他們的想法我無從得知。我知道的是，他們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們的潛伏生涯已經變得非常的艱難。

柏林墻還在，並且被加固加高。那裏設有雷區，墻附近撒著細土，就是一只兔子爬過，也要留下爪痕。不時有人翻越它，撞擊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機飛越它。多年來那些大膽的行動難以計數。能從柏林墻逃離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許因為能順利逃出來的畢竟是少數，更因為他們很勇敢。現在從東德的報紙上可以了解到，人們做出這樣的英雄壯舉少部分是因為英雄主義，更多的是出於對自由的渴望。現在看來，東德政府確實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過柏林墻，不是少數人的英雄行為，而是東德人民的共同願望。以往對東德領導層腐敗的指控，現在幾乎都成了事實。這些現實也許使我這本書讀來更加讓人心寒。

是什麽促使我創作本書？是從哪裏獲得的靈感？哦，多年以後已經很難說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職業生涯中有著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經歷極度的孤獨和情感困擾。也許我把我的一些孤獨和苦痛注入了本書主人公阿歷克·利瑪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愛情，可我的過去、我內向的性格使我無法獲得愛。或許是這帶刺的鐵絲網和陰謀詭計充當了橫在我和自由之間的另一種障礙。我在貧窮中生活了太長的時間，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內心深處甚至開始懷疑我從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滿腔熱忱投入一個機構當中，又奮力地消除它的影響，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對我來說，面對柏林墻就像面對挫折本身，它觸動了我心底的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書中。這些話在以往的采訪中，我從沒有表露過。也許我還把自己當成一名特工，也許我對自己還沒能完全把握，通過本書的訴說，也許能部分解決我心中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