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2/2頁）

我之所以沒能完成這個大計劃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的寫作方法產生了自己至今仍難以言明的徹底改變。《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創作過程是靜態的，我坐在科尼什寫下書稿。盡管書中的場景遍及香港、德裏和布拉格，但我卻沒有為了寫小說而去造訪這些地方。我運用記憶和想像力，僥幸過關。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榮譽學生》時，便開始長途跋涉。我以香港為據點，馬不停蹄走訪泰國東北部、老撾、柬埔寨、越南和台灣地區，並在旅途中寫作。在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嘗到熱戰的滋味，雖然淺嘗輒止，但在親眼目睹我想看的場景之後，我開始覺得史邁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贅。《榮譽學生》頗受好評，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沒有他倆的存在，這會是一本更好的小說。

基於這種種原因，《史邁利的人馬》就成為老間諜的挽歌，對我而言，這也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史邁利在《秘密朝聖者》裏再次現身，但只是回憶的角色。為了壯大歡送的陣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當然還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後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場。我還能選擇什麽地方呢？在《柏林諜影》裏，史邁利就是在柏林圍墻聽見呼喊利瑪斯別回到女友麗茲身邊的叫聲。在最後一場行動，史邁利會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別離開東邊。史邁利贏了，卡拉輸了。但他們兩人付出了什麽樣的代價？面對面，他們是兩個在孤絕之境的孤絕之人。卡拉犧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邁利犧牲的則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記得一位柏林喜劇演員在柏林墻出乎所有人預期終於倒下時所說的話：“正確的一方輸了，而錯誤的一方贏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墻倒下之後，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如何處理我們自己的貪婪，以及對自己以外世界的人類苦難漠不關心的問題。我敢說，如果喬治·史邁利仍與我們同在的話，他一定也還在苦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