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歸責 32

阿根廷，門多薩

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聽完了莉娜·赫茨菲爾德的證言。現在，在安第斯山脈腳下這個寬敞的露台上，他又為庫特·沃斯唯一的兒子做了同一件事。彼特·沃斯選擇從1982年10月的那個晚上說起。那晚，他母親打電話來通知他父親去世了，讓他回巴勒莫的家裏去。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他，她說，是與他父親和戰爭有關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們坐在我父親的病榻前，聊了好幾個小時。實際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我母親在說話。”沃斯停了一會兒，接著說，“我主要負責聽。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親罪孽深重。她跟我說，他曾利用手中的權力斂取財富。她告訴我他是如何在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亞之前，把他們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雪夜，用一個小孩的命換來了一幅倫勃朗肖像畫。最為糟糕的是，這世上還留有證明我父親罪行的證據。”

“證明他通過脅迫的方式取得倫勃朗？”

“不光是這個，艾隆先生。有證據表明他從世上最大規模的屠殺中謀取了暴利。”

“什麽樣的證據？

“最不利的那種，”沃斯說，“書面證據。”

與大多數黨衛軍成員一樣，彼特·沃斯繼續說道，他父親保留了一份精細的記錄。集中營的長官保留了大量記錄他們罪行的材料。黨衛軍上尉庫特·沃斯的手裏則握著一本收支簿，上面詳細地記錄了他的每一筆非法交易。他在瑞士開了幾十個賬戶，存儲他的交易所得。“幾十個，艾隆先生。我父親的財產太多了，他覺得把它們都存在一個賬戶裏容易引起別人懷疑。”當盟軍開始從東西兩邊夾擊柏林，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庫特·沃斯把各種分類賬全部集中到一個文档裏，上面詳細地記載了每一筆財產的來源和對應的賬號。

“他把錢藏在了哪裏？”

“蘇黎世的一個小型私人銀行。”

“賬號單呢？”加百列問，“他把單子放哪裏了？”

“把賬號單留在身邊太危險了，它既關系到一筆巨額財富，又相當於一份書面起訴狀。所以我父親把它藏在了一個他以為永遠都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其實在格拉斯頓伯裏見過那份證據，它就在克裏斯托弗·利德爾電腦裏的那些照片上——距離亨德裏吉左肩幾厘米的油畫表面有兩條細線交會在一起，一條是筆直的豎線，一條是筆直的橫線。庫特·沃斯把《年輕女人的畫像》當作一個信封，一個估計是史上最昂貴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倫勃朗的畫裏？”

“沒錯，艾隆先生。賬號單就在倫勃朗的原畫和後來貼上去的另一塊畫布中間。”

“單子有多長？”

“三張蔥皮紙，我父親親筆寫的。”

“外面有套子嗎？”

“外面包了一層蠟紙。”

“誰幫他藏進去的？”

“我父親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時候，結識了很多林茨特別行動組裏的人，他們專門為希特勒掠奪藝術品。其中有一個人是修復師，就是他想出這種藏單子的方法的。等他把單子藏進去之後，我父親就把他殺了，以示報答。”

“那畫呢？”

“他從歐洲逃出來之前，去了一趟蘇黎世。他把畫藏進了銀行的保管箱。除他之外，只有一個人知道保管箱的賬號和密碼。”

“你母親？”

彼特·沃斯點點頭。

“你父親當時為什麽不直接把錢轉移到阿根廷呢？”

“因為條件不允許。當時盟軍一直在密切關注瑞士所有銀行的財務交易，把一大筆錢和其他財產從蘇黎世轉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肯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至於賬號單，我父親不敢在逃跑的路上帶著它。如果他在逃往意大利的途中被抓，那張單子一定能讓他判死刑。他沒辦法，只能暫且把錢和單子留下，等風波過去之後再說。”

“他等了多久？”

“六年。”

“你和你母親離開歐洲的那一年？”

“沒錯，”沃斯說，“我父親派人來接我們走，他讓我母親去蘇黎世一趟，讓她把畫、單子和錢都取出來。我當時還不太明白周圍的情況，只記得母親進了銀行，我站在外面的街上等她。十分鐘後，她出來了，我知道她一直在哭。我問她出了什麽事，她立馬喝止我，讓我別說話。之後，我們上了一輛電車，漫無目的地在市中心繞圈。我母親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嘴裏一遍又一遍念叨著同一句話：‘我要怎麽跟你父親說？我要怎麽跟你父親說？’”

“畫不見了？”

沃斯點點頭：“畫不見了，單子不見了，錢也不見了。那個銀行行長告訴我母親，他們從沒有開過那些賬戶。‘你肯定記錯了，沃斯太太，’他跟她說，‘可能是別家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