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源頭 18

荷蘭，阿姆斯特丹

基婭拉判斷對了。莉娜·赫茨菲爾德在沉默了這麽多年之後，終於願意談論戰爭的事情了。她並沒有徑直吐露那個被埋葬在過去的可怕秘密，而是一步步慢慢地打開心扉，像是教師正在教授課程難點。加百列和基婭拉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情感觀察專家，他們沒有強迫她加快進程。相反，他們一言不發地坐在莉娜家雪白的沙發上，兩手疊放在腿上，像兩位正在聚精會神聽課的學生。

“你知道荷蘭語‘沃紮林’的意思嗎？”莉娜問。

“不知道。”加百列回答。

這個詞，她說，是荷蘭在國內天主教和新教分庭抗禮的情勢下用於維持社會和諧的一個概念。維持和平，不是通過互動，而是依賴於嚴格的分離。比如說，如果一個人是加爾文教徒，那他只看加爾文教派的報紙，只在加爾文教徒開的肉鋪買肉，只在加爾文教徒經營的體育俱樂部裏慶祝比賽的勝利，他的小孩也只上加爾文教派的學校。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也一樣。天主教徒和加爾文教徒成為親密朋友的情況很少，猶太教徒和各個教派的基督徒做朋友的情況更是聞所未聞。圍捕和驅逐行動開始之後，很少有猶太人能躲過德國人的搜捕，主要是因為“沃紮林”這一傳統。大多數猶太人都找不到能夠幫助他們的人。

“但是我父親不同。戰爭打響之前，他通過做生意結識了幾個猶太人聚居區以外的朋友。其中有一個人是羅馬天主教徒，他叫尼古拉斯·德格拉夫，是位紳士。他帶著妻子和四個小孩住在馮德公園附近。我猜我父親給了他們很大一筆錢，但我父親和他都沒有跟我提過錢的事。9月9日那天臨近午夜，我們走進德格拉夫家裏。我們一個個地進去，那樣不會引起鄰居懷疑。我們每個人都穿著三套衣服，因為不敢提著手提箱在市裏走動。德格拉夫讓我們藏在閣樓裏。我們從樓梯上爬進去，之後閣樓門關上了。從那開始……便是無盡的黑夜。”

閣樓裏沒有生活設備，只有幾條舊地毯鋪在地板上。每天早上，德格拉夫太太會端來一盆清水給我們洗漱。廁所在樓下。為了安全起見，德格拉夫一家要求我們每人每天只準上兩次廁所。只能低聲說話，夜間不準言語交流。他們每個星期給我們換一次衣服，食物也只有德格拉夫一家從他們的配額中省下來的一點點。閣樓裏沒有窗戶，不準在裏面點燈。點蠟燭，連安息日也不行。沒過多久，赫茨菲爾德一家都出現了營養不良和長時間躲在黑暗中所引起的各種心理症狀。

“我們白得像幽靈一樣，骨瘦如柴。德格拉夫太太做飯的時候，香味會飄進閣樓裏。他們吃過飯後，她會把我們的食物端上來。食物從來都沒有夠的時候，當然，我們並不抱怨。我一直記得我們剛到他們家時德格拉夫太太驚恐的樣子。她很少正眼看我們，我們每次下樓上廁所，她都很緊張。上廁所是我們從無盡的黑暗和寂靜中稍微緩口氣的唯一機會。因為沒有燈，我們不能看書。因為不準發出聲音，我們也不能聽收音機，不能說話。晚上，我們每每聽見德國人突擊搜查的動靜都害怕得全身發抖。”

德國人並沒有獨自開展突擊搜查。荷蘭警方特別小組“斯托克哈德”和德國人自己創建的志願輔助警察隊幫助他們一起搜查。志願輔警隊主要由荷蘭黨衛軍和荷蘭納粹黨人組成，在人們的眼中，他們是一群狂熱之徒，一群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夜間搜查任務的猶太人捕手。在驅逐猶太人運動早期，他們每抓到一名猶太人就可以拿到七個半荷蘭盾。隨著驅逐運動的逐步推進，荷蘭境內的猶太人越來越少，搜查工作也變得更加困難，於是，他們的獎金漲到了四十荷蘭盾。在經濟蕭條的戰爭時期，四十荷蘭盾是一大筆錢。許多荷蘭市民為了拿到幾個銀幣紛紛告發藏起來的猶太人。

“那是我們最大的恐懼，害怕自己被出賣。不是被德格拉夫一家出賣，而是被那些認識我們一家人的鄰居和朋友出賣。我父親最擔心德格拉夫家的小孩。他們家三個小孩都已經十多歲了，但最小的那個男孩和我一樣大。我父親擔心那個男孩會不小心把我們的事告訴他同學。小孩子，你知道的。他們喜歡說一些事情讓朋友們刮目相看，而又不明白那麽做的後果。”

“最後是這樣嗎？”

“不，”她斬釘截鐵地搖搖頭，“德格拉夫一家從沒有透露過我們藏起來的事情。出賣我們的是一個鄰居，是隔壁屋的一個女人。”

“她聽見了你們出入閣樓的動靜？”

莉娜望向天花板，她的目光變得可怕。“不，”她終於開口說，“她看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