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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

“你的話真古怪。”她口氣尖酸,“那天早晨也是。”

“我在這棟宅子裏碰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手槍半夜走火,醉鬼躺在門前草地上,來了醫生卻什麽都不幹,可愛的女人摟著我,把我當成別人跟我說話,墨西哥家仆玩刀子。至於那把手槍,真是遺憾。不過你不是真的愛你丈夫,沒錯吧。我想我以前也提到過。”

她緩慢地起身,冷靜得好像冰塊兒,但她紫羅蘭色的眼睛已經不完全是原來的顏色,也不再如原來那般柔和。她嘴唇開始顫抖。

“出了——什麽事?”她一字一頓地說,朝書房望去。

我幾乎沒來得及點頭,她就奔了過去,一下到了書房門口。她一把推開門,沖進去。如果說我在等待一聲尖叫,那我失算了。我什麽聲音也沒聽見。我感覺糟糕得很。我應當攔住她,小心翼翼地履行報告噩耗的常規步驟,你要有準備,請你坐下來,恐怕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等等等等。你費盡心機好不容易道出真相,其實未必能夠減輕任何人的痛苦。而且往往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起身進了書房。她跪在沙發旁邊,把他的頭抱在胸口,身上沾滿他的血。她一聲不吭,閉著雙目,緊緊地抱住他,不斷地前後搖晃著。

我走出書房,找到一架電話和一本號碼簿。我打電話給最近的警察分局。其實這無關緊要,他們靠無線電通訊。我去了廚房,打開水龍頭,把口袋裏的黃色碎紙條沖進電動垃圾粉碎機,然後把另一只壺裏的茶葉也倒了進去。幾秒鐘後,什麽都沒了。我關掉水龍頭,關了粉碎機,回到客廳,打開前門,走了出去。

附近一定有警察在巡邏,大約六分鐘後警察就到了現場。我把他領進書房時,她還跪在沙發旁邊。他立即走上前去。

“抱歉,女士。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什麽東西都不應該碰。”

她扭過頭,一下跌坐在地上。“這是我丈夫,他被打死了。”

警察除下帽子,放在桌上,伸手拿起電話。

“他叫羅傑·韋德,”她聲音尖利,“他是著名小說家。”

“我知道他是誰,女士。”警察說著開始撥號。她低頭看著自己的前襟。“我可以上樓換件衣服嗎?”

“當然。”他朝她點點頭,繼續對著聽筒說話,然後掛斷,轉過身來。“你說他被打死了,意思是有人把他打死了?”

“我認為是這個男人殺了他。”她說這話時看也不看我,接著飛快地走出了書房。

警察望著我,拿出了記錄本,在上面寫了些什麽。“我得記下你的名字,”他漫不經心地說道,“你的住址。是你打電話報的警?”

“沒錯。”我報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不用著急,等奧爾茲警官來了再說。”

“伯尼·奧爾茲?”

“不錯。你認識他?”

“認識。老相識了。他以前為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

“最近換了地兒,”警察說,“他眼下是兇案組二把手,隸屬洛杉磯警察局長辦公室。你是這家人的朋友,馬洛先生?”

“聽韋德夫人的口氣,好像不是。”

他聳聳肩,似笑非笑。“不用著急,馬洛先生。你,沒帶槍?”

“今天沒帶。”

“我最好檢查一下。”他動手搜了搜,然後往沙發那邊望了一眼,“眼下這情形,你不能指望他妻子腦子清楚。我們最好等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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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英國倫敦實施的戰略轟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