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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琳門前停下腳步，聽了聽，裏面沒有響動，我便沒敲門。要是她想知道他的情形，她自己去看好了。樓下客廳裏燈火通明，可是空無一人。我關了幾盞燈，站在前門那兒仰望二樓的陽台。客廳中間部分挑空，直達頂棚。橫梁裸露著，同時支撐著陽台。陽台很寬，兩端是堅實的欄杆，約莫有三英尺半高。扶手和豎柱都刨成方形，和橫梁的風格保持一致。穿過方形拱門就是飯廳，拱門裝了兩扇百葉門。飯廳樓上估計是下人住的屋子，被一堵墻隔開了，所以廚房那兒一定有樓梯通上去。韋德的臥室位於樓上拐角處，在書房上面，我能看見從他臥室敞開的門裏瀉出的燈光被反射到高高的天花板上，還能看見他臥室的門框上緣。

我關了其他的燈，只留下一盞落地燈。我走過客廳，去了書房。書房的門虛掩著，亮著兩盞燈：一盞是皮沙發旁邊的落地燈，另一盞是有燈罩的台燈。燈光下，打字機放在結實的底座上，旁邊桌上散亂地放著一堆黃顏色的紙。我坐在一把軟扶手椅裏，仔細觀察室內的布局。我想知道他是怎樣把腦袋磕破的。我坐進書桌前面的椅子裏，電話機在左手邊，椅子靠背的彈簧很松，要是由於往後仰得太過而翻倒，腦袋可能會撞上桌角。我拿出手帕弄濕，擦了擦桌角。沒有血，什麽都沒有。書桌上滿坑滿谷的東西，包括兩尊青銅大象之間的一摞書和一個老式的方形玻璃墨水瓶。我試試那墨水瓶，也沒發現血。無論如何，這沒多大意義，要是有人襲擊他，兇器未必來自屋內。可這房子裏沒其他人。我站起身，打開天花板上的射燈，燈光照亮了昏暗的屋角，答案馬上就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了。一個方形的金屬字紙簍翻倒在墻根，紙片撒了出來。字紙簍自己不會走路，一定是被扔過去或一腳踢過去的。我用濕手帕試了試那幾個尖角，這回我擦到一抹紅褐色的血。沒什麽神秘的。韋德跌倒了，把腦袋磕在字紙簍的尖角上——也很可能是劃了一下——自己爬起來，給了那鬼東西一腳，它就到了房間另一端。就這麽簡單。

然後，他又灌了一杯，酒瓶就放在沙發前面的茶幾上。一只空瓶，另外一瓶還剩四分之三，一個暖水瓶，一只銀碗，裏面是冰塊化的水。只有一只玻璃杯，大號的。

他喝了酒，感覺好些了，醉眼蒙眬地意識到聽筒沒擱好，不過很可能不再記得剛才打過電話，所以他走過來，把聽筒放回托架上。時間差不多吻合。電話這玩意兒有某種讓人著迷的地方。我們時代那些迷戀小機器的家夥恨它愛它怕它。韋德即便是喝得爛醉，還是好生伺候著它。電話是他迷戀的東西。

為了確定另一頭沒人，哪個正常人掛上電話前都會對著聽筒說聲“哈羅”，不過一個喝得昏昏沉沉且剛跌了個跟鬥的家夥可就說不準了。但這關系不大，也有可能是他老婆掛的，她可能聽見什麽東西跌落的聲音，聽見字紙簍撞墻的聲響，跑進了書房。大約就在那時候，酒勁兒上了頭，他跌跌撞撞地出了屋子，穿過門前的草坪，昏倒在我發現他的地方。有人正為了他趕過來，但此時他已經搞不清楚那人是誰了。或許是好人韋林吉醫生。

到此為止，好像什麽都說得通。那他妻子又在幹什麽？她應付不了他，也勸不住他，而且可能連試一試也不敢。所以她會叫人來幫忙。下人們都不在，只能打電話。好吧，她打過電話。她打給了仁慈的洛林醫生。我本以為她是在我到了之後才打的。她沒有提起過這個。

再下去就有些說不通了。你覺得她應當找到他，確認他沒受傷。當然，溫暖的夏夜在地上躺一會兒對他不會有什麽傷害。她搬不動他。我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才把他弄進屋的。不過你料想不到她會站在大門口抽煙，甚至不太清楚他在哪裏。你料想得到嗎？我不知道她究竟受了他多少罪，他在那種情況下有多危險，以及她有多怕接近他。“我已經受夠了。”我到的時候，她這樣跟我說，“你找他去。”接著她就自己進了屋，還暈了過去。

這還是讓人納悶，不過這事得放一放。我得假設這種情況她已經歷過多次，知道自己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所以也就聽之任之了。就那樣，讓他躺在地上，等人帶了器械來應付他。

這還是讓人納悶。讓人納悶的還有一件事，當甜哥兒和我把他弄進臥室時，她走了，回了自己的房間。她說她愛他。他是她丈夫，他們結婚五年，他不喝醉的時候是個很不錯的人——這都是她的原話。一旦喝醉，他就變了個人，因為他很可怕，所以得離得遠些。得了，忘了這些吧，不過這不知怎麽的還是讓人納悶。要是她真的害怕，就不會站在敞開的大門前抽煙。要是她怨恨、漠然和厭惡，也不會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