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我們住進了悉尼喬治大街上的黑寶石旅館。內爾堅持要自己住單間。店員在賬目欄裏是這樣登記的：內爾·斯通，安德魯·班克森，斯凱勒·芬威克。看到他倆的名字被我的隔開，我覺得很高興。另外一件讓我高興的事是，我看到內爾拿到了她自己的鑰匙，319號房間，比我和芬的房間要高一層。

我們連澡都沒顧上洗，先到聯邦銀行去了一趟，然後又直奔一家名叫“白星”的售票點。內爾和芬在那兒辦妥了兩份去紐約的通行許可。我原本在想，他們也許得等好幾個星期才能等到艙位。可沒想到，因為倒黴的經濟，眼下絕大多數班輪都有一半客艙是空的。這是售票處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的。“SS卡爾加裏號”郵輪四天後就出發。他們將一沓紙幣順著櫃台推了過去，那錢看上去跟假的似的。雖然天氣很涼，屋裏仍有電扇在轉。風一陣陣地朝我們吹來。內爾在襯衣上套了件毛衣，這讓她看上去像個女大學生。一切都讓我覺得不對勁兒：這裏的電扇、硬地板，售票處那個男人梳得筆挺的頭發和他的領結，用化學品處理過的皮革的氣味，還有薄荷糖的味道。我也想要一張同樣的郵輪票。或者，撕碎她的票，帶她回基奧納去。

我們無法忍受在黑寶石旅館的高墻密室裏待著，也無法忍受坐在人來人往的餐館裏，於是只好選擇了散步。我努力適應各種噪聲，適應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路上的交通，還有四周好幾百張臃腫的、粉紅色的臉，從那些人嘴裏飆出的澳式英語在我聽來已成了討厭的嘈雜之聲。甚至連路邊店鋪的招牌和廣告牌也讓我受不了。“您的燃氣冰箱就是它了，太太。”“生命中最棒的東西都在這張玻璃紙裏。”諸如此類。盡管如此，我還是強迫自己把每段廣告都讀上一讀。

曾經熟悉的東西忽然變得新奇和陌生，這種感覺我以前也曾有過。那是在我結束第一次考察歸來之後。可這一回我的感覺卻是厭惡。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看得更加清楚，眼前這些街道是那些道德淪喪的懦夫們為他們自己建造的。那些人依靠邊遠地區出產的橡膠和糖，或者是銅和鐵，賺得盆滿缽滿，然後回到這個地方。在這裏，不會有人懷疑他們從事的勾當和他們給工人的待遇，更不會有人質疑他們的貪婪。和他們一樣，在這裏，我們三個人同樣不會受到指責。甚至永遠不會有人問我們是怎麽鬧出人命來的。

芬還沒來得及看清房間號碼，我已搶先選了219號房間，它正好在內爾樓下。次日一早，我聽見她的房門打開又關上，便飛快地穿好衣服，下樓去了吃早餐的餐廳。他們尚未開始提供食物，餐廳裏幾乎是空的，只有內爾一個人坐在角落裏。她雙手捧著茶杯，那樣子仿佛她捧的是一個椰殼做的大杯子。我坐在她對面的位子上。我們倆都一夜沒睡。

“比跑到外面去更糟糕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待在屋子裏。”她說。

我有好多話想跟她說。我想讓她承認我們倆之間已經發生了一些事，而且我們也任由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我還想告訴她，芬一開始就明白無誤地告訴過我，他的目標就是那支笛子，我本來能阻止他，可我什麽也沒做。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趁他不在的時候上了他老婆。可我不想就這麽坐在這兒告訴她，我想和她一起躺下，將她摟在懷裏告訴她。“那天一看到那張字條，我就該馬上動身去把他追回來。”

“你不可能追上的。”她的手指沿著茶杯的邊緣輕輕滑動，“而且，你也根本不可能讓他改變主意。”她身上仍穿著那件毛衣。聊了這麽久，她尚未擡頭看過我一眼。

“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像那幾天一樣和你待在一起。”我說，“我從未這麽急切地想要過任何東西。”最後這幾個字把我自己都驚著了。它們是那麽真實，令我不禁心旌搖曳。見她沒有任何表示，我又說：“我一點兒都不後悔。真的是太完美了。”

“可它值一條人命嗎？”

“什麽東西值一條人命？”芬問。他剛從我身後的側門進來。

“你那支笛子。”內爾說。

他眉頭一皺，仿佛她是個言語放肆、舉止莽撞的毛頭小子。他讓剛走過來的侍者給他搬來一把椅子。他已洗過澡，刮過臉，聞上去像個西方人。

我們又去散步了，去了一趟新南威爾士美術館。我們看了朱利安·阿什頓的水彩畫，還有一個原住民樹皮畫展覽。我們在一家咖啡屋坐了下來，那裏有桌子擺在戶外，就像《紐約客》裏畫的那樣。我們點了一些我們已經有好幾年沒見過的食物：小牛肉，威爾士兔肉，意大利細面條。但誰也沒好好吃上幾口。

在回黑寶石旅館的路上，我注意到內爾走路時跛得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