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以前,每個星期我都會坐下來給母親寫信。這麽做有三個目的:

(1)證明我還活著;

(2)讓她知道我的工作的確有價值,而且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3)間接地而非開門見山地向她表示,在這個世界上,我最想待的地方是位於格蘭切斯特的她的家,而不是別的什麽去處。

第一個目的當然是最容易達到的。只要在打字機上敲完“親愛的媽媽”,任務就完成了。另外兩個就得使些詭計,因為只要有一點兒口是心非她就能嗅出來,就像地獄的看門犬能嗅出死亡的氣息一樣。

可如今又有了第四個目標:不去提內爾·斯通。這還不容易嗎?你也許會這麽想。可對我來說卻太難了,幾乎不可能做到。已經有三封信被我從打字機上扯下來,揉成一團,扔到了窗外。此刻,它們正被小坎什和他的兩個同伴一起用甘蔗棍敲著玩呢。我把第四封又扔了出去,窗外立刻傳來一陣歡呼,同時傳來的還有坎什的奶奶責罵他們的聲音,因為奶奶正在蚊帳裏打瞌睡。

我往打字機裏又卷進一張紙。

親愛的媽媽:

我想今天應該是二月的第一天。還剩下三個月。也許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人也到你那兒了。那時候,花園裏應該已經開滿了花,我們又可以坐在丁香和柳樹底下喝茶了。那樣,我的情況就會好起來。

我希望你身體健康,沒染上冬天的流感。今年冬天暖和嗎?

我不記得在前兩封信裏是不是已經問過這個問題了,但還是這麽一路寫了下來。

無論如何,等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冬天應該早結束了。我們該想想怎麽讓費利西亞薔薇花別生蚜蟲,還有,別讓屋子南邊墻上的俄羅斯藤爬得太遠了。可這都是夏天的活計了。

我以前跟您說過,過去幾個星期我一直在著重研究基奧納部落的死亡習俗。昨天我又參加了一個葬禮,他們把一個死去很久的人的頭骨挖出來,包上黏土,重新塑出一張長著肌肉、鼻、口、下巴的臉。而那位可憐的藝術家由於他所復原的面部特征不能令人滿意,遭到了眾人的斥責。最後,塑像終於成型,葬禮才開始舉行。他們把塑出的那顆頭擱在台子上,男人們在台下邊爬邊為女人們吹笛子。女人們則一動不動地在聽,神情似乎有些恍惚。接著,女人們站起來,向那人的鬼魂獻上食物,還唱起了他母系部族的姓氏歌曲。我問他們,他死了有多久了,卻沒人答得出來。還有人在哭,不是葬禮上男人們那種戲劇性的號啕大哭,而是更為自然的流淚。我發現“自然”這個詞已經被我用濫了。也許英國人覺得自然的東西,對別人來說根本就談不上自然,比如——

寫到這兒,我停了下來。此刻我就像個小男生,急不可耐地想把那個字敲出來。

美國人,更別提新幾內亞那些部落裏的人了。

聽了這句話,她頭上的觸角肯定會猛地一抖。她一定能覺察出什麽來。

我發現我對主觀性以及人類學家眼光的局限性這個問題越來越感興趣,而相比之下,基奧納部落的傳統習俗已不再吸引我。也許所有科學都不過是人類的自我研究而已。

為什麽不幹脆提他們倆一句呢?

我這兒來了訪客,是搞人類學的同行,他們在這一地區已經幹了好幾年,時間並不比我短,只是以前我們無緣結識。他們是夫婦倆。男的來自昆士蘭,這家夥身材高大魁梧,我在悉尼時就認識他。女的是美國人,頗有點名氣,只是體弱多病,袖珍型的身材,卻長著一張女達爾文的臉。

好家夥,這句話讓她看見了,我還會有好果子吃?絕對沒有。我攥住那張紙的頂端往下扯,結果紙被撕成了兩半。扔了它。我把打字機裏剩下的半張也扯了下來,把它們揉成一團,朝窗外的孩子們扔了過去。那兒立刻又爆發出一陣歡呼。這直接違背了第二和第四個目標。每次都是還沒寫幾句,本來要寫給母親的信就會變成寫給內爾的。我的思緒會沉浸在與她的對話之中,全身彌漫著正在和她交談的感覺。那感覺讓我不安,它會讓我從睡夢中驚醒,就好像人們會半夜被突發的病痛驚醒一樣。

和他們分開之前,我悄悄往自己包裏塞了一本她寫的那本書。回來當天,我就把它讀完了。第二天又讀了一遍。這是我讀過的最沒有學術味的人種學著作。它善於描述和做概括性的結論,而短於做系統性的分析。在哈登最近的一封信中,他對《基拉基拉部落的孩子》一書在美國取得的成功不乏嘲諷之語。他開玩笑說,我們以後去考察的時候都應該帶著女小說家一起去。可她的確道出了我們大多數人雖有同感卻沒有勇氣將其公之於眾的緊迫性,我們仍把陳舊的科學傳統奉為金科玉律,對之感恩戴德。這麽多年來,我一直覺得,我受過的學術訓練無一不是教我要在傳統面前俯首帖耳,可內爾卻是高昂著頭,一副睥睨四顧的樣子。這真讓人又振奮又氣惱。我一定得再去見見她。